潇潇雨未歇？

——岳飞与词《满江红.写怀》考辨

易律夫撰

岳飞（公元1103年生-公元1142年逝），字鹏举，古相州今河南汤阴县人，官至武昌开国公食邑户、少保、宣抚使、枢密副使，积极抗金，多有战功，号“岳家军”，为宋“中兴四大名将”之一。后为宋高宗、秦桧等以“莫须有”的罪名赐死，年仅三十九岁。追谥武穆、忠武，追封鄂王。岳飞是南宋著名的军事家、民族英雄，其人其事百世传颂，其词《满江红.写怀》则因其激越高昂、思想精深而妇孺皆知，几成为中华民族后来仁人志士的爱国思想座右铭。但是，《满江红.写怀》一词是否为岳飞所作，历史上颇有争议，至今莫衷一是。

那么，岳飞究竟是不是《满江红.写怀》一词的作者呢？我们认为，要从历史载纪出发，从史实资料上找根据，这才是最根本的。

首先，据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所云，自明弘治年《精忠录》前，未见有岳飞《满江红.写怀》一阕的载纪题咏，这一条十分重要。而这样，上溯到数百年前的岳飞著名的《满江红.写怀》，竟不见宋元载纪，这是很特殊的现象，应该引起特别注意。我们不妨因此推测，如果《满江红》为岳飞所作，则当是在其功成名就之时，上下交誉，应该为时人所传阅。而岳飞其人，据《宋史.岳飞列传》载云：“（岳飞）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又云“飞曰：'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又云：“（岳飞）好贤礼士，览经史，雅歌投壶，恂恂如书生。每辞官，必曰：'将士效力，飞何功之有？’然忠愤激烈，议论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祸。”《宋史》又载在攻下朱仙镇后，岳飞与士卒云“直捣黄龙府，与诸军痛饮耳！”由此可见，岳飞的性格之忠直正义。那么，按岳飞之性格表现，当属性情中人。而这样的岳飞，尤其是在作《满江红.写怀》功成名就之时，其作诗填词当是兴师动众、左右侪列的，是不会私撰隐藏的。如《宋史.岳飞列传》云：“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此论出于宋敌国元吏官之口，可见岳飞的功绩、能力是非同凡响的。更由于在抗金前线军中事务，如此显明的政治态度，当是公之于众的，否则不合朝律。由此断定，岳飞《满江红.写怀》一阕不是私藏私为，也不可能私藏私为。而根据《满江红》的弘大艺术思想性，其初出现当有相当的感染鼓动力，应该有“轰动效应”，所谓“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其传播范围亦当非等闲。又因为《满江红.写怀》非长篇巨册，而是朗朗上口便于颂记的一首短小词作，字数未能逾百，不存在难以保留传承问题。那么，这样著名的词作，为什么非要等到三朝三百多年后方出现呢？答案只有一个，即《满江红.写怀》一阕的来源有问题。

其二是岳飞之子岳霖孙岳珂两代人为收集岳飞遗作，不遗余力地花了近二十年时间，纂《鄂王金陀粹编》《鄂王金陀续编》，竟然没有岳飞《满江红·写怀》。加之其时朝廷已为岳飞案平反，追封谥岳飞为武穆、鄂王等，此已至宋王朝鼎尊，故岳飞之事应是天下共知，时人当以裨助，况诸友者尚多健在，谁能不将岳飞的名作献出而“锦上添花”呢？另外，距岳飞死时不过二十年，所作不多，篇幅又有限，且多为朝廷军中奏札题记，当涉军国机密，秦桧时即使有禁，不能随便毁焚，也只是封存于皇藏内库，而待岳飞平反，自是解封，其作品是不会遗落多少的。尤其是象《满江红.写怀》这样著名的作品，有心人早咏记在心，是断不会遗落或有意遗落的。据宋时陈郁有疑点的作品《藏一话腴》称，岳飞或作过《满江红.写怀》，但由于其他版本无此纪述，而岳珂还为《藏一话腴》作过序，应该知道《满江红.写怀》之事，然竟无着落，故陈郁之说当为后人杂撺。南宋赵与时《宾退录》于1224年，载有岳飞诗《题新淦萧寺壁》，风格与《满江红.写怀》相似，而且早于岳珂，岳珂却也未能收进，其说或当有舛误。至于说《满江红.写怀》是后来所出，是没有根据的。试想象岳飞这样轰动朝野的人，而初通文墨却有《满江红.写怀》如此大气的词作，尤其是冤案又如此广泛为人叫屈，其所撰名作竟能逾过三个朝代三百余年，其间的原因岂会是鬼使神差？有人还认为，出现这种现象，是清“文字狱”所致，也是不成立的。因为《藏一话腴》经过了宋元明三朝，况又经过岳珂之手，清“文字狱”是不可能如此彻底的逾及前几朝之事的。而清康熙皇帝在《御选历代诗余》倒还披露了岳飞与《满江红.写怀》的关系，又康熙帝曾钦赐给岳飞23世裔孙、刑部掌印岳镇九伴朝銮驾和蟒服，而乾隆帝也对岳飞的尊重和对秦桧的鄙视更是十分突出，对岳飞名言“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非常赞赏，亲自题词赞颂为“两言臣则师千古，百战兵威震一时”。乾隆皇帝还多次到杭州岳飞祠墓造访，并亲自撰写《岳武穆论》与诗《经岳武穆祠》等多篇诗文，说明清政权对此已无多大的隔膜。虽然岳飞及其《满江红.写怀》之事，时关系到清祖，但宋元无此载纪，而单独留下明代的东西，更是不可理解的。

其三是以岳飞本人的文化程度、性格特点，难以为此《满江红.写怀》这样思想和艺术水平的文学词阕。这不仅是因为岳飞出身问题：如岳飞在一道奏折《乞终制札子》为扶匛葬母申述理由而云：“伏念臣孤贱之迹，幼失所怙，鞠育训导，皆自臣母。”又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载：“〔岳〕飞安阳人，尝为人庸耕，去为市游徼，使酒不检”等记载，说明岳飞出身不高，早年失父，而由于“使酒不检”，心在侠义，不会溺迷于文化典古，所涉经义深度当有局限。《宋史.岳飞列传》载岳飞“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武《兵法》。家贫，拾薪为烛,诵习达旦,不寐。”则是承沿岳珂《鄂王金陀粹编》的誉称。而且还因为《满江红》这样的词牌，不适合于当时的岳飞性格时势：《满江红》源本于一水草名，是一种纯自然风景描述，为北宋婉约派柳永首创，又名《念良游》、《伤春曲》、《怅怅词》、《烟波玉》等，双调，九十三字，仄韵（南宋后始见于平韵体），以柳永《满江红.暮雨初收》为正体。多为女子抒情、旅人羁縻之事，况柳永非达官贵人，又属久科不第，作为“宋中兴四大名将”之一的岳飞，忒重功名，断不会轻易选择此词牌的。而《满江红.写怀》为仄韵，调韵与柳永《满江红.暮雨初收》同，明显有承应关系。另外，词本是古韵语而来的，句式比五言七律自由，语词长短不一，故词又称“长短句”。如尧帝时流行的古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楚狂接御“凤兮凤兮，今之从政者殆耳！”等。而词也是为了宫廷扩大的咏唱队伍（古人无曲谱），很讲究平仄律数，发展为宋词。而宋著名词人姜夔《平韵<满江红>词序》云：“《满江红》旧调用仄韵，多不协律。如末句云'无心扑’三字，歌者将'心’字融入去声方谐音律。予欲以平韵为之,久不能成。”可见，填此词牌名还似有一定难度。岳飞为行武出身，初出即为“敢战士”，身经百战，但只是粗通文化，不以典籍雕虫为务，虽然于文也十分努力，为诗为文尚可（如檄文还可能多为军中文书所作），而尽管北南之交的宋时，填词作诗为文是一种时尚，词为宋新盛文学体裁，格调变化多，于岳飞为词，当是勉为其难的，鲜能有如此驾轻就熟。加之由于军中抗金急务，于如此这般情色的婉约词牌，俱有不适可的地方。

其四是《满江红.写怀》一阕表现内容称呼存在问题。如词中的“贺兰山”，正如著名词学家夏承焘在《岳飞<满江红>词考辨》论文中所述，本在西北，当时属西夏，而抗金显然在东北，黄龙府在今吉林，方向悖反，作为当时实际的军事指挥官，怎么连方向也会弄不准，这是大问题。再如词中“匈奴”“胡虏”，是前几朝对北方民族的贬称，岳飞作为抗金军事主帅，于军事实践，不能模糊泛称，应该是实称“金贼”，其奏札就多称“金人”“藩”“丑虏”“虏庭”，或“燕”、“燕云”、“中原”等，尤其是“燕”“燕云”“中原”，是当时实际战场上很具体的实指。宋高宗也多具体称“寇”，无以前的“匈奴”“胡虏”等模糊泛称。比如清朝称明，民国称清，也都有实指，否则达不到应有的宣传动员效果。有人认为《满江红.写怀》“匈奴”“胡虏”是泛称，这是不符合岳飞当时的军事政治实际的。当然，某些文人文学用词可能随便点，用泛称，如南宋章颖《经进鄂王传》云“募敢战士备胡。”又如词句“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语初出汉乐府，原诗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唐时其意也不尽相同。如唐贾岛《古意》“俱为不等闲，谁是知音目。”唐白居易《新昌新居》“与君细话杭州事，为我留心莫等闲。”宋时不多见，仅宋苏轼“早生华发”，宋朱熹《春日》“等闲识得东方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明代则多有所及。明进士民族英雄于谦《石灰吟》“烈火焚烧若等闲”，同时于谦也有“靖康耻”差不多的经历，很以为岳飞为自豪。又如明状元钱福《明日歌》“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万事成蹉跎。”这是在当时就很有名的诗，其人也是与王越等亦同时，反映了当时明代文人士大夫的集体紧迫感。而岳飞呢，三十岁不到即军功卓著，三十八岁为少保、枢密副使、开国公封食邑户，是明显的少年得志，何来“白了少年头”之言？再如“怒发冲冠”为表现不满，“三十功名”“八千里路”句，则是有大功勋，而全词是称誉自己功高盖世、达述高志“壮志”“笑饮”的，那来若大之怒？而既然“潇潇雨歇”了，又何来如此“壮志”“朝天阙”呢？又如“三十功名”与“八千里路”，如指岳飞三十几岁官至枢密副使，尚可以说，但“八千里路”，作为征战在外的人，是不好确定里程的，岳飞从故地河南汤阴，到征伐方向的燕南朱仙镇，直线距离怎么也没有超过八千里。而“三十”与“八千”也不怎么好对仗。同时，是“三十功名”，即三十就能出人头地，完成了孔圣人“三十而立”大任了，还是行了“八千里路”的功德，才得到了“三十功名”了呢？是三十就了有功名重要，还是行了“八千里路”的功德更重要一些？这里的“三十功名”与“八千里路”是不好说对仗的，而泛称也谈不上。而词中的“驾长车”，亦有问题。宋金之战多“金戈铁马”（宋辛弃疾语），金兵也是锐师“拐子马”，鲜用车战，何况还是大长之车？宋金之战又多在黄河南，崎岖多山，不适合大型车战，如说是用在西北贺兰山脚甘陇犷原，倒是说得过去。而明初京都南京距离甘陇贺兰山，恰好逾万。还有词中将“三十功名”的少年得志与“八千里路”大功德当作“尘土”，是明显的宿命论思想表现，不符合英雄岳飞的一贯积极进取精神。尤其是：如果此《满江红.写怀》一阕为岳飞功成名就时所作，应该表现踌躇满志的欣慰感，而不会如此“怒发冲冠”“仰天长啸”发牢骚（但如用在明代王越身上倒是贴切的）；而所作如果是在“风波亭”时期之间，也应该不会还有如此“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朝天阙”的幻想抱负。而岳飞《五岳祠盟记》文中虽有“深入虏庭，缚贼主，蹀血马前，尽屠夷种”等，但语气语势仍稍收敛，不似《满江红.写怀》那样肆张疏犷。故全词仅气势弘大上是可观的，但具体推敲语词，多有准确与否的问题，也不符合岳飞性格踏实的实际情况。岳飞是一个军事实干家，其“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就是很好的说明。而《满江红.写怀》一阕通篇予人的，只是一个彻底的理想主义者的思想表现。相反，曾载入岳珂《鄂国金陀粹编》的一首词《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可确证为岳飞所作，风格就显然不同，其思想艺术就表现得相对实在而细腻。如词中云：“兵安在，膏锋锷。民安在，填沟壑。叹江山如故，千村寥落。”又如词《小重山》云：“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等。

其五是岳飞《满江红.写怀》一阕当为明清人共同所渲染鼓噪的。最先出现岳飞《满江红》的是明景泰即公元1455年汤阴岳庙袁纯的《精忠录》（或说弘治），首先收录了岳飞《满江红.写怀》。明大臣商辂后作《岳精忠录序》，而《精忠录》则可能参考了明吴纳《褒忠录》。明朝叶盛所撰《水东日记》卷二十四，提到“吴思庵讷《岳武穆褒忠录序》”。又据说在今汤阴岳庙，发现公元1458年，庠生王熙所刻岳飞《满江红.写怀》石碑。公元1488年——1505年即明弘治时，主管浙江的麦秀，命赵宽书写岳飞《满江红.写怀》于浙江杭州岳庙碑刻，明徐阶（公元1503——1583年）则收此岳飞《满江红》于1536年刻出《岳武穆集》。清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云：“自徐阶收此等诗词入《岳集》，李桢从之，嘉靖间钱如京刻《桯史》，又取而附之卷末。后之重编武穆文者，若单恂、黄邦宁、梁玉绳等复从《桯史》转录入集，而李桢、单恂更增以伪作，于是传播遍天下，而《满江红》词尤脍炙人口，虽妇人孺子无不能歌之者，不知其为赝本也。”明将王越于公元1498年，在贺兰山首破鞑靼，鼓舞了明朝上下的士气，在全明朝影响很大。明文征明于1504年作《满江红.拂拭残碑》，其对“徽钦辱”的感慨语气，几乎比宋当时之人有过之无不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发现浙江江山市须江郎峰《祝氏族谱》载岳飞与同时代的祝允哲于1133年《满江红》词的相互应和之作。而明人桑悦（1447--1513）《送紫岩北伐诗碑记》“此武穆王诗，词意雄伟激烈…踏破贺兰山缺而已。”末后书“绍兴五年，岳飞拜。”明代文人陈霆（1477—1550）《渚山词话》卷一载邵序作《满庭芳》赠岳飞事中有“笑谈顷，匈奴授首”句。清沈雄《古今词话》引宋人陈郁《藏一话腴》更有“等闲白了少年头”句。《四库全书》载清康熙《御选历代诗余》卷一百十七云：“《武穆贺讲和赦表》云：莫守金石之约，难充溪壑之求。故作词云：欲将心事付瑶筝，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盖指'和议’之非也。又作《满江红》，忠愤可见，其'不欲等闲白了少年头’，足以明其心事。《话腴》（即《藏一话腴》）。”此条内容与清沈雄所引相同，很可能是沈雄等的翻造。从以上所列诸例看，除了清沈雄、康熙、乾隆皇帝外，其余差不多都在同一时代，又多是进士文人出身，官宦服务于明皇廷。《满江红》其时其事多在明将王越首破鞑靼于贺兰山之际，反映了文人大家对当时国家大事的热切关心。王越本出身进士，已为少保兼太子太傅，据拥重兵，与岳飞地位、文才无异。王越先前还郑重其事地谒拜了岳庙，可见其仰岳心理是十分突出的，《四库全书》还载有王越文集，诗词风格甚似岳武穆。但是，王越因朝廷倾扎，受牵连，本贪功欲“躁于进取”而无果，郁郁而死。故清沈德潜在《明诗别裁集》中评价王越道：“威宁诗性情流露，不须雕饰，如'发为胡茄吹作雪，心因烽火炼成丹’，极悲歌感慨之致，然云雅音则未也。”明谈迁《国榷》云：“（王）越真良将才。又精吏事，判案草奏，口占授吏，曲当理情。为诗跌宕快爽，能道人意中事。在院，举御史屠滽、侣钟、杨守随、王濬可大用，后皆著名。”明李贽《续藏书》说王越是“妙绝人才，难有难逢。”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云：“（王）越本魁杰之人，其诗文有河朔激壮之音，而往往伤于粗率。”今人夏承焘说“王越是一位老诗人，是一位有文学修养的大将，身份和岳飞很相似。”由此可见，沈谈李纪夏对明将王越的评价是公允的，也说明王越颇具备作词《满江红.写怀》的个人条件。至于《满江红.写怀》词中暴露出地名用语明显不当等问题，则是反映了明王越既想托名宋岳飞，借古喻今，不敢直称鞑靼为“鞑虏”，反用“胡虏”“匈奴”等泛称，委婉表达对明英宗北征失踪而对整个朱明王朝前程的担忧、对明弘治帝朱佑樘曲意忍让鞑靼政策的不满，同时，又要自比岳飞、表现自己在贺兰山大捷功劳的多重矛盾心理。而1542年，蒙古亲王吉囊曾屯兵十万于贺兰山，两次大胜其他部族，又可见此地是明代边关多事之地。总之，不论是徐阶、赵宽、麦秀、袁纯、商辂、文征明、桑悦、王越、钱福、王熙等，甚至可能的宋祝允哲，而其中又尤其是王越（很可能是初撰者），当是同通或者不约而同地伪托岳飞《满江红.写怀》一词的。由于时期相对集中在朱明王朝中叶，人物身份也大致相当，可以基本上肯定是他们的共同行为、集体创作。如今人发现的岳飞与祝允哲的唱和之作《满江红.写怀》，二者实际上就是通行本《满江红.写怀》的分化析出。更有明桑悦者，行为怪妄，好大言，自比孟子，无故推崇明祝允明，有影射宋祝允哲之嫌，则明显是为了烘托岳飞《满江红.写怀》的。而明赵宽始刻宋岳飞《满江红.写怀》时并无任何说明，出处可疑，桑悦却煞有其事地在其《送紫岩北伐诗碑记》题“此武穆王诗，词意雄伟激烈……踏破贺兰山缺而已。”由此清余嘉锡怀疑桑悦在作伪。桑悦在此碑末的题记“绍兴五年，岳飞拜”，更是拙劣马脚。史载岳飞对张俊（字紫岩）早有戒备，以其明人之鉴，岂有这样直称自己而恭维后来的冤家对头？还有明钱福的《明日歌》，与宋岳飞“白了少年头”如出一辙。明文征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南渡错”“徽钦辱”与宋岳飞所谓的《满江红.写怀》“靖康耻”“怒发冲冠”思想情绪也是异曲同工，一个腔调。而清康熙皇帝、沈雄，又扯出岳飞《满江红.写怀》旧事，附和明代之说，当是另有其意，这里暂且不论。当然，明代中期人们为什么要鼓噪出词《满江红.写怀》，且认定为岳飞所作，其目的原当是十分良好的：就是当时的明文人志士，对抗举北方鞑靼时局不稳，颇感深深忧虑，希望朱明王朝采取有效措施，乘王越首败鞑靼“贺兰山大捷”之机，早日结束北征，以免中原百姓遭受连年战乱之苦。但是，为了达到安定社会局面，这样大造舆论声势，一味美化推崇英雄，希望英雄救世，以假局诉真情，其效果显然是不理想的，只会适得其反，还反映了朱明王朝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依赖心理和孺弱形象表现。

综上所述，由于《满江红.写怀》一阕难以理解的“姗姗来迟”（宋著明出），词句舛误多，语言方式也不适宜，而明代文人士大夫哄抬现象十分突出，甚至《满江红.写怀》其词作的影响在岳飞爱国英雄事迹的传颂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部分，表现甚为特殊明显等等。故综合起来说，依岳飞的平常思想表现和性格时势，实未能撰作《满江红.写怀》这样内容的文学词阕。《满江红.写怀》一阕的撰作，或当是明中叶“居安思危”“位卑未敢忘忧国”文人士大夫的集体创作，亦或是他们上下不约而同的杂合品。而今天我们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满江红.写怀》一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对作为著名的爱国英雄岳飞没有丝毫负面影响，相反，搞清了事情真相，对树立一个有血有肉、真实的爱国英雄人物岳飞，是有百利而无一弊的。

中国著名百岁画家易图境《春浓图》览

（易律夫撰于公元2022年5月18日农历壬寅孟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