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釉是含铜釉料在高温还原气氛中呈红色的装饰釉。亦称“铜红釉”。色釉装饰中的铜红色始见唐代长沙窑的偶然之作，宋代钧窑烧制的红、紫、蓝相间的铜红色已很普遍，纯然一色的红釉则是元代景德镇窑工的首创。由于铜在高温下易挥发，对窑室烧成气氛非常敏感，烧成技术不易掌握，故而初创阶段红釉呈色不够纯正，发色暗红。到明永乐、宣德时烧出呈色鲜艳的“鲜红”、“宝石红釉”，清代有“郎窑红”、“豇豆红”、“霁红”等铜红釉名品。永乐红釉与宣德红釉之间，存在着一些差别。宣德以后红釉器的烧制趋少，偶见成化、正德红釉盘。但呈色欠鲜艳，远逊于永、宣制品。嘉、万时期，鲜红器多以矾红代之，这是由于铜红釉难以烧成所致。明代烧制鲜红器时间短暂，又因鲜红器烧成难度很大，成品率很低，因此传世品较少，所见永、宣鲜红器皿皆为精品，弥足珍贵。红釉又有铜红釉和铁红釉两类。

铜红釉铜红釉是以铜作着色剂(含铜0．3%～0．5%)，使高温石灰釉在还原气氛中焙烧成的红釉。铜红釉烧成难度大，是我国颜色釉中的名贵品种。我国制瓷史上，从唐代开始就已利用铜烧出红色，已发现的有山西交城窑的白釉红斑器。宋代河南禹县大量烧制铜红釉产品。通体高温铜红釉的瓷器是元代景德镇窑创烧成功的。在明永乐、宣德时期，景德镇御器厂熟练掌握了铜红釉的烧制技术，烧出鲜艳夺目的红釉瓷器，受到世人宝爱，被冠以鲜红、宝石红、祭红、霁红、积红等称谓。永乐时的红釉器釉下往往有暗花云龙纹等装饰，品种极为名贵，故而有“永器鲜红最贵”之说。其红釉大多艳丽而匀润，釉层莹润透亮。少数釉质不纯，伴有黑色小点或血丝状纹。宣德时期的铜红釉殷红灼烁，宝光耀日，似红色宝石，“宝石红”即为宣德红釉的代表品种。宣德铜红釉可分为深、浓、浅、淡四种色阶。深为黑红，浓者艳丽，浅色匀净晶莹，淡者若桃花粉红娇艳。永乐、宣德的红釉器口边均显淡青白色，俗称“灯草口”，这实际是工艺过程中红釉流动的一种现象。然而红色与白色相互映衬，更显出红色艳丽华贵。宣德以后到正德时期，铜红釉传世品极为少见，且质量不如永、宣时期，这与烧造的水平不无关系，所以后世有成化红器难得之说。据文献记载，嘉靖时期开始用矾红代替铜红釉。矾红属三氧化二铁悬浊体着色的低温红釉，烧造时易于掌握，但外观没有铜红釉鲜艳华贵。清代康熙时期铜红釉得以恢复，著名的“郎窑红”就是效仿前代名品的成功之作，与永、宣相比，达到了与真无二的境地。

①豇豆红釉豇豆红釉是一种呈色多变的高温颜色釉，铜红釉品种之一。与郎窑红齐名，在浅红色釉中有深红色晕点和绿色苔点，釉色似红豇豆，是清康熙时铜红釉中的名贵品种。其基本色调如成熟豇豆的红色。由于受烧成气氛的影响，豇豆红釉色干变万化：或在朦朦的粉红色中有深红色的密集斑点；或深红色逐渐晕散为浅红色；有的局部微泛浅黄或浅绿色；还有的在深浅绿色当中泛出红晕，表现出满身苔点泛于桃花春浪间的意趣。由于釉料组成特性及釉料粘度变化不同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成品也有高下之分。豇豆红色调淡雅，犹如桃花，后人描述为：“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釉色有上下高低之分。上乘者，名“大红袍”或“正红”，通体一色，明快鲜艳，洁净无瑕。略次者，色如豇豆，含有深浅不一的斑点及绿苔，今称“美人醉”或“美人霏”。色调再浅些的称为“娃娃脸”或“桃花片”，幽雅娇嫩。再次为“乳鼠皮”或“榆树皮”。至于釉面灰黑不匀的所谓“驴肝”、“马肺”色，与器下部呈黑釉焦泡的一类，则属最次品。苹果绿是豇豆红的窑变异色，釉面苔绿连成片，其间呈现红晕，近似新鲜苹果的丰美色泽。豇豆红烧成难度很大，只能由官窑少量生产，仅供皇室内廷使用，且无大件器物，最高的不过20厘米左右。常见的器形也不过几种，大多是文房用具，如印盒、水盂、笔洗等等。器物底足内均有白釉青花书“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三行楷书款。苹果绿釉是豇豆红釉的窑变异色，于成片的绿苔中显出红晕，酷似苹果的色泽。苹果绿的呈色机理，是制品在窑内最后阶段误被氧化，使铜变成氧化铜，导致釉的大部或全部变成绿色。苹果绿虽说是豇豆红的失败之作，却变成很难得到的珍贵品种。豇豆红无大件器，多为小型的柳叶瓶、菊瓣瓶、印盒、太白尊、水盂等文房用具，底部有“大清康熙年制”六字楷款。

②鲜红釉明代的高温铜红釉瓷器是对元代的继承和发展，从传世品及出土物看，自洪武至嘉靖，其生产从未间断，但以永乐、宣德时的制品最为多见。受到的评价也最高。成书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王世懋撰《窥天外乘》载：“永乐、宣德间内府烧造，迄今为贵。其时以棕眼甜白为常，以苏麻离青为饰，以鲜红为贵。”由此可知，至迟在明万历以前，高温铜红釉被称为“鲜红”。

但明末以来的谈瓷之书在谈及永、宣高温铜红釉瓷时，名称比较混乱，计有“宝石红”、“祭红”、“霁红”、“宣烧”、“宣德宝烧”、“积红”、“济红”、“鸡红”、“极红”、“醉红”、“大红”、“牛(鸡)血红”等，名目繁多，实为一物，现在统称为“红釉”。曰“宝石红”，是因这种红釉闪闪发光，具有天然红宝石般美丽的色泽；曰“祭红”，是因从明代典章制度看，红釉、蓝釉、黄釉、白釉瓷器等均可派作祭祀用；曰“霁红”，盖因其釉色颇似雨过天晴之霞霁；曰“宣烧”或“宣德宝烧”，是由于宣德年间这种产品尤为突出，或因以西红宝石入釉烧造。约成书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的《南窑笔记》中说：“宣窑……又有霁红、霁青、甜白三种，尤为上品。……一切釉水，以霁红为难。旧红名鲜红，又名宣烧，盖珍重之也。”

至于“积红”、“济红”、“鸡红”、“极红”、“醉红”、“大红”、“牛(鸡)血红”等，可能是由于各人理解及各地方言不同，辗转相传，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约成书于1906～1911年寂园叟的《陶雅》曰：“积红即祭红，同为祭品中贵重之器皿也，祭蓝亦然。自项子京《古瓷图说》出，遂以有纹无款之宝石红为祭红，而以无纹有款之鲜红为积红，俗亦有以积红作醉红者，又谓之鸡红，不知语其血、其冠、其羽也。大抵随其品色以定名称，望文生意，通人嘲之。”其卷下二十四又有：“曰鸡红、曰醉红、曰大红、曰鲜红、曰宝石红、曰积红，皆《南村随笔》所谓宣德祭红。”应当指出，清代一些文献将宣德鲜红釉器及目前所称的宣德釉里红三鱼或三果纹器统称作“祭红”，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清初程哲撰《窑器说》曰：“宣窑之祭红杯盘有通体红者，有红鱼者、百果者，有西红宝石垩涂烧者。其宝光凸起，紫黑者，火候失也。”

成书于清代乾隆年间唐衡铨撰《唐氏肆考》亦说：“宣窑造祭红红鱼靶杯，以西红宝石为末入釉，鱼形自骨内烧出，凸起宝光，总以汁水莹厚如堆脂。”经科技工作者进行测试分析，证明这些文献的看法是正确的，即目前所谓宣德釉里红三鱼或三果纹器，实际不是严格定义上所称的以铜红料于釉下彩绘的釉里红器，应是鲜红釉填入剔刻出三鱼或三果纹饰的局部应用。故今天应还其本来面目，称之为“白釉鲜红三鱼或三果纹器”较妥。

关于洪武时期的铜红釉瓷器，以前与洪武釉里红瓷器一样，多被划归元代。但近年来，随着景德镇出土实物资料的增多与研究的逐渐深入，洪武红釉瓷器的真实面目亦渐渐揭开。

永、宣鲜红釉瓷器的特点是釉层不流不裂，色调庄重肃穆、深沉安定。已统计的器物造型有盘、碗、洗、高足碗、僧帽壶、莲瓣卤壶、梨形小执壶、凤首壶、梅瓶等。因高温熔融状态下釉层垂流，致使器口边缘多有一道自然形成的圆润的白边，俗称“灯草口”，一红一白，相互映衬，愈发显出红釉之艳。前人多把永、宣红釉瓷同等看待，但经过仔细比较传世品和出土物，可以看出二者之间还是有区别的。主要表现在永乐鲜红釉瓷的胎、釉较薄，色泽光亮，鲜明瑰丽；而宣德鲜红釉瓷的胎、釉厚度均增加，特别是釉层厚度约为永乐的两倍，釉面光泽度减弱，温润感较之永乐鲜红釉强。应注意的是有的永乐鲜红釉器划有暗款，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永乐红釉高足碗，外壁挂鲜红釉；内壁白釉，并印有暗花云龙纹，碗内心刻一朵葵花，花心内划有“永乐年制”四字篆款。

高温铜红釉瓷器是在生坯上挂釉后入窑经1250～1280℃的温度一次烧成。由于高温状态下铜离子的发色对温度和气氛非常敏感，铜红釉高温熔融后的粘度较大，烧成温度范围较窄，故成品率极低。从配方看，铜红釉中氧化铜的含量极低，只有0．3%～0．5%，说明铜的着色能力很强，要想得到美丽的红色，最重要的还取决于烧成阶段，需用还原焰(产生CO)将釉中游离的金属铜，变成胶体状态的亚铜盐，使其均匀地扩散于釉中。当然，这种还原程度必须恰到好处，否则会功亏一篑。正是由于烧成难度大，所以当时为了烧制出高质量的作品而将红宝石、玛瑙等贵重物品配入釉中也在所不惜。1982年11月，景德镇有关部门在珠山路中段铺设管道时，发现宣德官窑遗迹一处，永乐官窑瓷器碎片堆积两处，宣德官窑瓷器碎片堆积四处。这些碎片堆积都是被砸碎的不合格的御器，依照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规定，除了皇帝赏赐之外，臣庶不得擅用御器，因此，这些不合格品在丢弃前都要摔破，以防流入民间。在这些碎片中，以宣德产品占多数，可见宣德朝宫廷对鲜红釉瓷的需求是何等殷切。景德镇珠山明代御厂遗址曾出土一件宣德鲜红釉盘，盘内红釉鲜明艳丽，外壁红釉却浅淡泛苹果绿，同一件器物上相邻部位的釉色差异竟如此之大，由此亦可见鲜红釉瓷烧造难度之大。据传，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艺人，在一般情况下能够得到10%的合格率就是万幸，而经验稍差的人甚至一窑也挑不出一件合格品。物以稀为贵，这正是造成永、宣鲜红釉瓷器贵重的主要原因。

③郎窑红釉清康熙时期仿明宣德宝石红釉所烧的一种红釉。因康熙时郎廷极督理景德镇窑务时仿烧成功，故以其姓氏命名，又称郎红。郎窑红釉以铜为着色剂，用1300℃以下的高火度还原焰烧成，在烧造过程中对烧成的气氛、温度等技术指数要求很高，烧制一件成功的产品非常困难，所以郎窑红器在当时就很昂贵，民谚有“若要穷，烧郎红”的说法。郎窑红器的特点是色泽浓艳，犹如初凝的牛血一般猩红，又称牛血红。而红釉过薄，则会出现色如鸡血一般的鲜红器。郎窑红釉釉泡小而闪闪发亮，釉色极润，常有小白点，釉面开裂纹片，釉清澈透亮有垂流现象，底足内呈透明的米黄或浅绿色，俗称米汤底或苹果底，也有较少的本色红釉底。口部因釉层较薄，铜分在高温下容易挥发和氧化，多露胎骨，呈现粉白、淡青或浅红色的“灯草边”。越往器体下部，红色越浓艳，这是由于釉在高温下自然流淌，集聚器下之故，但底足旋削工艺高超，流釉不过足，不会出现粘釉的缺陷，有“脱口垂失郎不流”之称。郎窑红釉色鲜艳夺目，釉面有大片裂纹，并有不规则的牛毛纹。器物以大件瓶、尊为主。

铁红釉铁红釉又称矾红，是以三氧化二铁悬浊体着色的低温红釉和红彩。这种红釉和红彩，用青矾为原料，经煅炼、漂洗制得生矾，故称矾红。生矾使用时需加入一定量的铅粉和牛胶，铅为熔剂，牛胶作粘合剂，采用平涂法涂抹在白釉瓷器上，故又有抹红之称。矾红釉上彩在宋定窑、磁州窑系均已出现，是我国最早的釉上釉。低温铁红釉自明嘉靖时开始代替高温铜红釉后获得极大发展。铁红釉的主要品种有矾红、珊瑚红。

①矾红釉矾红釉是以青矾煅烧后得到的氧化铁加入铅粉和牛胶配合，在氧化气氛中烧制而成的低温红釉，色泽略显橙红。清蓝浦《景德镇陶录》卷三载：“矾红釉，用青矾炼红加铅粉、广胶合成。”因此称矾红。矾红是一种以氧化铁为着色剂，在氧化气氛中以900℃左右温度烧制而成的低温红釉，故又称“铁红”。其施釉方法是以毛刷蘸釉将之涂抹在已烧成的白釉器上，釉面常可见到明显的刷痕，故又称“抹红”。矾红釉虽没鲜红釉呈色浓重艳丽，但其最大特点是呈色稳定，容易烧造。

这种低温铁红釉自明中叶开始就有了很大的发展。景德镇窑多用矾红与多种色彩相配描绘凤、人物、花卉等各种纹饰。据载，明嘉靖二年，朝廷令江西烧造瓷器，“内鲜红改作深矾红”。因矾红是低温红釉，比烧成高温铜红容易得多，虽没有铜红纯正鲜艳，但呈色较稳定。因此景德镇御器厂就采用矾红代替铜红。嘉靖矾红釉瓷器的造型有碗、盘、高足碗、梨形小壶等。有的署款，有的则不署款，署款者多在外底以青花料楷书“大明嘉靖年制”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圈。盘、碗之胎体轻薄，常有塌底现象。嘉靖矾红釉瓷器的外底常施以莹厚的亮青白釉，是其显著特征。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嘉靖矾红釉盘，内外施矾红釉，盘心有几处明显磨釉，露出白色底釉，说明嘉靖矾红釉瓷器是在经高温烧成的白瓷上施釉后，再入窑经低温焙烧而成。但嘉靖矾红釉瓷器也有个别系在黄釉地上施矾红釉，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梨形小壶，即属此种，壶身矾红釉下隐约可见用黑彩描绘的云凤纹，足内施青白釉，有青花楷书本朝六字双行款，外围青花双圈。这种覆盖于黄釉上的矾红釉色调红中闪黄，温润柔和。嘉靖矾红釉瓷器亦有在矾红釉上饰以贴金花纹的，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矾红地贴金缠枝莲纹高足碗，碗内白釉青花装饰，碗外矾红地上贴金缠枝莲纹，整个器物显得雍容华贵，富丽堂皇。

清康熙时期，矾红色泽鲜艳，华丽凝重，多用于五彩、斗彩绘制纹饰或施于纯色釉器。嘉庆时烧制的矾红色泽不甚佳，直到光绪时才稍有起色。

②珊瑚红釉珊瑚红釉是清代烧制的一种低温铁红釉，因釉色可与天然珊瑚媲美，故名。将红釉吹在烧好的白釉器上，烧成后，釉色均匀、光润，呈色红中闪黄，能与天然珊瑚媲美，故名“珊瑚红”。始于康熙，盛行于雍正、乾隆。康熙、雍正时，珊瑚红釉色闪黄，除生产一色的盘、碗、瓶，还用作地色，上面绘各种彩色纹饰。乾隆时期，珊瑚红颜色深而且釉层厚，有的作地色，还有用珊瑚红装饰器物局部的，但仍以单色珊瑚红器物更为名贵。

清康、雍两朝，多以珊瑚红作色，上面绘以五彩或粉彩。乾隆时多在珊瑚红上描金，或用来装饰器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