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中国，一个老师能培养出两个国家副总理，是极为罕见的，而它确实发生了，而这个老师就是清末民初曾在五常这块土地上担任过五常知府的汪云松。邓小平之女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和大型文献电视片《邓小平》，都满怀敬意地提到了邓小平的老师汪云松。他是邓小平和聂荣臻两位的老师，曾被周恩来称赞说：汪老先生你真不错嘛，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

那么汪云松是何许人也呢，下面就听我细细道来。

汪云松(1874-1958)，字德薰，重庆市巴县人，1874年生于一个商人家庭。青年时考选上贡生，入北京国子监深造，因此有机会与京师的皇亲国戚交往，不仅获得了包括乾隆、康熙皇帝御书在内的大量珍贵古玩字画，而且还与末代皇帝溥仪的哥哥、古乐大师溥雪斋有金兰之交，曾换帖结拜为兄弟。1905年，汪云松携眷属到江苏出任知县，颇有政绩与口碑，不久就保升道台，奉调吉林先后任省官银号总办、电灯总局总办，1909年任吉林省五常府知府（五常县志记载是代理五常知府），在五常工作两年多时间，也正赶上清民两个朝代的交替阶段，他为五常百姓做了很多好事和实事，受到了五常百姓的好评。尽管当时盛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之说，但汪云松为政清廉，辛亥革命成功后，汪云松携眷从五常返回重庆，除了带回一些古玩字画和在五常十分便宜的皮衣外，再无其他财产。幸亏其父经商尚有不少收入，一家人回渝后的生活才无后顾之忧。

回到巴县之后，汪云松见重庆城缺医情况十分严重，便与巴县乡贤刘焕彩、王凤鸣等人筹办起了巴县医学堂，后改名重庆官立医学校、重庆商办医学校、重庆存仁医学校等，并一直担任董事。这所学校为重庆培养了不少医学人才。汪云松还于1919年与人创办了大中银行，亲任总经理。该行资本曾达到100万元，并在成都、武汉、上海等地设有分行。鉴于他的名望与人品，当时被推为重庆总商会会长、重庆市参议会议长。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和1919年中国的“五四”运动之后，苦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中国知识分子兴起了颇有规模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旨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技术。在吴玉章的倡导下，成都于1918年率先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当年在清朝为官时，汪云松就赞成康、梁的维新变法主张，还珍藏着康有为手书的横幅。但维新变法以失败告终后，他的思想遂倾向革命。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又使崇尚实业救国的汪云松看到了中国的希望。之后，他多方奔走，向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集资数万元，于1919年8月28日正式成立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汪云松亲任校长。

汪云松筹备留法预备学校时，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正在重庆。闻知这一消息，思想开明的邓绍昌立即让长子（邓小平）到重庆来读留法预备学校。于是，15岁的邓小平从偏僻的四川广安县赶来，作为自费生参加学习。经过近一年的紧张学习，通过考试、体格检查和法国驻重庆领事馆的口试，邓小平顺利获得赴法资格，成为赴法勤工俭学中年龄最小的一名。在邓小平即将离开重庆之际，汪云松把邓小平找到一边，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300元送给他，并热情地勉励他一番。汪云松为何对邓小平如此欣赏呢？汪云松说：这个邓小平原名叫邓希贤，曾是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里我特别喜欢的两个学生之一。希贤这娃娃，有两点我最喜欢：一是稳而灵活，干啥子事情都很有主见；二是爱国有正义感。当时我就觉得，希贤（邓小平）这娃娃将来定有出息！”获得汪云松帮助的不仅仅是邓小平。留法勤工俭学高潮时，由于资金和名额所限，川东一些青年只得直接自费去法国。1919年底，四川江津县的聂荣臻和十余名青年每人自筹300元，来到重庆。但他们与法国领事馆不熟，于是找到在重庆《商务日报》当编辑的熟人刘颖彬。刘颖彬便找到与法国领事馆十分熟悉的汪云松，委托他为聂荣臻等代办护照。汪云松几经奔走，终于使聂荣臻一行于12月19日顺利地从朝天门码头启程。

1922年春，担任云南省警察厅长的朱德因避祸途经重庆，准备到欧洲寻找共产党。那天晚上，曾与朱德共事的川军将领杨森宴请朱德后，决定送朱德一万元旅费。可经办人员去银行办理时，银行已经关门。然而，汇票又必须当晚汇出。无奈之际，经办人员找到了时任大中银行总经理的汪云松，汪云松当下就爽快地把事情办妥；据汪家一位亲戚回忆，20年代初，当陈毅等留法学生被迫回国时，经济极度困难。汪云松闻知，又想法筹集了一大笔经费汇去，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1949年11月，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逼大西南。12月8日，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机关进入重庆城。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汪云松的住所前突然来了三名着解放军军装的人，向人打听汪云松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见到汪云松，他们说是邓小平政委特意安排来请他去的。到了邓小平的住地，邓小平久久拉着汪云松的手问长问短，邓小平夫妇请汪云松吃饭，席间，这对分别近30年的师生坐在一起，谈笑风生，各自讲起了这30来年的经历。

从此，汪云松对新中国对共产党充满了信心。由于邓小平的关心和亲自提名，1950年1月，汪云松被推选为重庆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不久便担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监察委员，接着又应邀赴北京列席了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那天怀仁堂举行宴会，邓小平把汪云松介绍给了毛泽东。大概毛泽东对他早有所闻，当下便笑容满面地说：汪老对重庆是有贡献的，创办了自来水公司，还办了个汽车运输公司。宴会上，毛泽东坐在第一桌，第二桌是邓小平、陈毅和汪云松等，这样的安排无疑是考虑到三人之间的交往。

担任了一系列社会职务之后，汪云松时常出面参加社会活动。1952年春天，成渝铁路即将完工时，邓小平又特意邀请汪云松坐着铁路工务车到工地上视察。见到工地上热火朝天的劳动场面，汪云松心潮难平。回想旧中国几代人未办到的事情，共产党一来就很快办到了，对共产党更多了几分敬意。

鉴于几年来的一系列感受，汪云松决心要向共产党表示一点儿心意。汪云松生活节俭，却酷爱收藏古玩字画，只要看中的，他总是不惜重金收买，哪怕这段时间家里日子过得正紧。天长日久，他专用书房的一排排橱柜里，摆满了他从各处收集来的古玩、字画、扇面。1953年11月23日，汪云松致函重庆市政府，准备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一件宝物——清代乾隆御窑古月轩所产的宝石浆胎东方红天球尊（原名“美人齐”宝石料瓶）作为1954年的元旦献礼捐赠给党中央，并希望市政府代为转送。老先生的美意岂可辜负，重庆市政府即于当年11月27日致函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请示“是否即需（将该天球尊）呈送中央”。当时，中央有关部门接函后，起初有些为难，因为按照我党的规矩，不允许给中央送礼。可邓小平知道了这件事后，立即对有关同志说：别人的礼不能收，汪老先生的这份礼无论如何都要收下。你们要了解汪云松，不要伤了他的心。于是中央办公厅当即将函转给文化部办理。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经过一番研究，于12月24日致函重庆市政府：“该瓶寄京途中恐有损坏，可请西南博物馆鉴定，并由你府代为接收，并希照一相片，连同鉴定意见一并寄与我局。”不久，西南博物院派出了古董专家潘必琼前往鉴定，并写出了鉴定结论：“此类料器在西南甚为少见，我院亦无此收藏。”做完这些工作，重庆市政府即将鉴定结果和所拍照片、草图一并函寄中央文化部。1954年6月，在慰问人民解放军的热潮中，重庆市长曹荻秋带着天球尊来到了北京，将这一珍贵的礼物献给了毛泽东、朱德和他们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

1952年，筹备成立重庆文史研究馆时，邓小平提名让汪云松担任该馆副馆长（暂未设馆长）。1953年6月1日，重庆文史研究馆正式成立，不久，汪云松走马上任，便尽心尽力地开展工作。文史馆员不少是前清举人、秀才，曾目睹了世纪风云，熟悉历史。汪云松将他们组织起来，先着手编撰重庆市志。尽管他已80高龄，但每次讨论稿子都亲自主持逐字逐句地修改，定稿后又组织老先生们用毛笔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写。当两本《重庆市志略》抄好后，除了馆藏一本，另一本送市委办公厅存档。

1957年1月，周恩来总理和贺龙副总理访问亚洲6国后，从昆明乘飞机到了重庆。2月10日傍晚，周恩来等会见工商界代表。当介绍到汪云松时，得知他有过清代知府头衔时，周恩来笑着问他：“你是候补还是实授？”汪云松回答：“实授吉林五常府。”周恩来称赞说：汪老先生你真不错嘛，为我们国家培养了两个副总理（注：指邓小平和聂荣臻）！

1957年年底，汪云松被查出胃癌。1958年2月8日，汪云松与世长辞，享年84岁。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由小平同志的弟弟、当时任重庆市副市长的邓垦主持并致悼词。汪云松患病后，小平同志曾打电话请他到北京治疗，他逝世后小平同志打来电话表示哀悼。

汪云松去世不久，按照他生前遗愿，他的亲属便将汪云松保存多年的377件古玩字画整理出来，上交给了国家，具体包括 “唐邛窑碟1件；宋川东窑香炉1件（带金）；蜀窑瓶1件；康熙御书1件；乾隆缂丝中堂1件；康有为横幅1件；张大千山水画卷1件……”这些文物的价值，目前已根本无法估量。由此可见汪云松对国家的一片赤胆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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