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一定都听说过“时间是把杀猪刀”这句话，它非常形象地把时间在我们的生理上所造成的影响阐发出来了。不过，时间对于我们的影响可不仅仅在容颜上，还可能在心理上，在个性与思想等方面。

举例说，时间对唐太宗的影响就是这样：贞观初年的他，意气风发、头脑清醒，对于触犯法律者的处罚严格按照法律来进行，即便是断案有轻重，朝廷上下无不欣然接受，其原因则是作为皇帝的他处理这些事儿出于公心并且公平公正。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唐太宗的想法和做法悄然发生了变化，常常根据自己的好恶来判断事物、做出取舍，以及决定赏罚的轻重：对于自己喜爱的人，即使罪过再大也会网开一面，寻找各种理由为他开脱；对于厌恶的人，即使过失非常微小，也会挖空心思加重他的刑罚。一句话，不再坚持“王子法犯法与庶民同罪”，让执法失去了昔日的公平公正。

唐太宗身上悄然发生的这种变化，是他身边最为铮亮的那面镜子——魏征反射出来的。贞观十一年（公元628年），当时常常有宦官外出担任使者。他们欺瞒朝廷，胡乱上报情况，事情败露后，唐太宗非常生气，但却并未予以严厉的惩处。有鉴于此，魏徵谏言道：“宦官虽然卑微，但他们侍奉在天子左右，常常发表议论，容易使天子轻信，慢慢地，便造成很大的危害。现在陛下圣明，可以无此顾虑，可是为了子孙后代，不可不断绝这种祸患。”或许因为意犹未尽，后来魏征又上疏表达了他对唐太宗与贞观初年相比，某些方面发生的变化表达了自己的担心，而执法缺乏一以贯之的公平性则是他这份奏折的重点。（唐吴兢《贞观政要卷五·论公平》）

为什么唐太宗身上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呢？应该与他刚刚登基之时，作为一个希望历史上留下自己鲜明的足迹、为人称颂的皇帝的人，他的内心大概真的有几分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的。因此，他能够敞开胸怀，兼听各方意见和建议，公平公正地对待与处理很多人和事。然而，当他坐稳了龙椅，国家治理也走上了正轨，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百姓富足，社会稳定之后，他是不是试图获得更多的称颂与膜拜，努力体现皇帝的尊严与权威，想法悄然发生了变化？，罔顾法律，通过个人断案与刑罚以彰显自己的英明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不是逐渐取代了“依法治国”？爱听好话而对批评越来越不耐烦，是不是成为他的一种新常态？

此外，我们不能不说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自身的衰老和退化也是不可避免之事。当人的衰老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过于自信、固执、武断等问题也就会表现出来。而封建专制的弊端恰恰又会在某种程度上，让这些问题被放大——听与不听臣下的劝谏，几乎完全在于帝王本人的意愿与认识，满朝上下其实并无真正能够制约他的人与制度力量。幸运是他唐太宗“遇上”了魏征这样一位诤臣，所以，在贞观十七年即魏征去世之前，唐太宗还能得到比之前朝皇帝更多的有益的批评与建议。

时间真的是把杀猪刀，它在杀死了魏征之后，也杀死了唐太宗获得最为真诚与有效的获得正确意见的途径。所以，晚年的唐太宗比之早年，他所做的糊涂事儿似乎要多出了不少。其中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不听满朝文武的劝阻，执意讨伐高丽，并最终劳民伤财，无功而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