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仲魁

贺年片，早年称“贺年贴”，后来称“贺年卡”。它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国外也风行了近二百年。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它已经悄然退出历史舞台，但它带给我们的温暖与文化韵味，已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60岁的贺年片，见证纯朴友谊

记得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时期，在我国民间，曾有一个比较时尚、流行的习俗，即每逢新年，尤其是春节之前，亲朋好友之间，均皆相互赠送“贺年片”。近者大多当面赠与，而远在异地他乡者，因不便亲往，遂采取相互书信寄赠的方式。于是，一张张色彩斑斓、款式各异的贺年片，带着深厚的情谊和美好的祝愿。从四面八方走进千家万户，成为传递友谊的使者，让远方乃至千里之外的亲朋故友，在思念中感到慰藉，在“家家备年货，户户庆新春”的喜悦中，送上一丝牵挂，一缕温馨。

笔者至今仍珍藏着两张已有近60年历史的贺年片，质地为照相用纸，长9厘米，宽7厘米，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最小的一种。其中，一张为1960年我在夏津文工团期间的，另一张为1961年我应征入伍后收到的，均为同事所赠。贺词无非是“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努力工作，不断进步”、“保卫祖国，立功回乡”之类。虽则只言片语，朴实无华，但却寄托着朋友之间，那纯朴、诚质的情感，良好的祝愿与鼓励，受者无不为之倍感慰藉。于是，遂暗暗加劲，努力工作，决心干出点成绩来，以不负亲朋所望。

从汉代“谒”“刺”到清代“红单”

贺年片，作为传递友谊的使者，从其形成到应用，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它源于古代的“名刺”、“名帖”（即名片）。在汉代叫“谒”、“刺”，唐宋时期叫“门状”、“飞贴”。

宋代时，送“贺年片”之风开始风靡，南宋周密在《癸亥杂识》中云：“节序多贺之礼，门投帖，也有帖到人不到者，不能亲至者，再以束刺签名于之。使一仆遍投之，俗以为常。”《燕京岁时记》中，亦有“亲者登堂，疏者投刺而已”的记述。相传，宋代画家李嵩作的《岁朝图》，就是描绘新年之际主人在院内迎客饮酒，童子接帖迎候景象的。

到了明代，赠“贺年片”更加蔚然成风。“江南四才子”之一的文征明的《元日书事效刘村》诗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诗中描绘的即为新年互赠贺年片的情景。

明代的“贺年片”多用梅花笺纸，宽二寸、长三寸，上书贺词、姓名和地址，当时被叫作“片子”、“贺叶”。而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则又流行红色硬纸的贺年片了。因为红色有喜庆、吉祥之意，清人称之为“红单”。如果不亲自送去而派人送去的，称作“飞帖”，有些阔绰人家将拜年贴子放在小木匣中送去，又称“拜匣”，以示庄重。

据史料、文献记载，真正意义上的“贺年片”，最早始于北宋文学家秦观之手。其文曰：“观敬贺子允学士尊兄，正旦高邮秦观手状。”他的这帖“手状”，即是900多年前“贺年片”书写的格式之一。

从古代“拜年贴”的名称和功能中可以看出，最初为达官贵人、社会名流以及文人雅士之间，作为社交活动的“专用品”，只是到了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才使之在民间逐渐得到普及。

按照我国的传统习惯，无论新年还是新春，俱都指的是春节，因而古时赠送“贺年片”均在春节期间。直至辛亥革命以后，由于我国采用公历纪年，便又出现了“元旦”这个节日，恭贺阳历新年也开始赠送“贺年片”，其称谓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随时代变迁沉入人们记忆深处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贺年片不断推陈出新。尤其自改革开放以来，已日趋趣味化、艺术化、高雅化，可谓年年出新，岁岁出奇，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艺术光彩和魅力。它愈来愈显新奇高雅，不仅装璜漂亮，式样奇巧，而且内容新颖，印制精美。由普通的单片，逐步发展为了折页、镂空、凸凹版、丝漆印版、撒银点金、立体画、夜光贺年片、电子录音和音乐贺年片以及贺年邮资明信片、贺年有奖邮资明信片等多个类型。特别是近年来那些声、光、电化的贺年片，已成为时尚，每当打开它，或一曲优美、轻快的音乐，或一句祝福话语，伴随着灯光闪烁流入心田，令人在顷刻间沉浸于亲情与友情的温馨之中。

在国外，最早使用贺年片的是15世纪的德国人，他们以铜版印制的卡片，用以向亲朋好友祝福。而后，英国的艺术家约翰，于1843年制成了一张由三幅图组合的印墨线填色贺年片，印有“祝你健康、节日愉快、新年快乐”之类的贺词，送给他的老师，这就是贺年片在世界各国风行的开端。

如今，那曾经在中国沿袭了两千多年，在国外风行了近二百年，并且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以及传递友谊使者的贺年片、贺年卡，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已经悄然退出历史舞台。而对亲朋好友的思念、问候，则渐渐被电话、手机，或以短信、微信等方式所替代。然而，其文明高雅的传统礼仪，熠熠生辉的文化韵味，已深深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并永远载入中华民族文明史宝典。

（已载1月12日《德州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