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春，随着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蒋介石付出了损失154万将士的惨重代价，几乎所有的精锐部队在大决战中损耗殆尽，残兵败将被迫退守长江以南地区，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作最后的屏障，以保半壁江山。于此同时，不断壮大的人民解放军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连续作战的作风，大踏步南进，第二、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业已饮马长江，虎视南京。为配合解放军渡江南下，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反动统治，中共南京地下党组织积极行动起来瓦解敌军，为策反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如中共地下党军事代表陆平（化名，李益之，王仙舟的上线）委托王仙舟策反国民党警卫师师长王晏清就是其中一范例。王晏清的亲母舅邓昊明是总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委员，王仙舟是总盟“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委员兼江苏省支盟主委，镇江市行动部主任。二人系挚友。王晏清原是国民党青年军第208师副师长，此人为人正直，作风正派，不趋炎附势，在国民党高层军政界中算得上少有的正派人士。深得青年军公认的顶头上司、蒋家大公子——蒋经国的赏识。他是蒋经国极力推荐，蒋介石钦点的“首都警卫师长”，是国民党军队中“嫡系之嫡系”。刚开始王仙舟、邓昊明、李君素（邓昊明妻子）与王晏清接触时，他有些顾虑，认为自己是蒋的学生，蒋家父子对自己又有知遇之恩和提携之情，自己虽说与蒋政见不合，但在这个时候离他而去，特别是率部起义，对蒋无疑是釜底抽薪，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太不仗义，难免被人耻笑。针对王晏清的思想顾虑，王仙舟等三人反复做工作，重点是帮助他认清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及当前国内外形势，跟随蒋介石为虎作伥，只能成为历史的罪人，弃暗投明才是唯一出路。经过多次推心置腹的密谈，终于使王晏清抛弃了“道义”的包袱，打消了思想顾虑，下定决心起义。1949年3月下旬，南京地下党组织、97师和江北第三野战军司令部取得了联系。为了便于起义能及时得到解放军的支援，三野司令部还得到了该师的无线电密码。就在起义大计进展顺利、即将成功之际，意外的事故却突然发生了。3月22日晚，王晏清突然从师部驻地江宁镇打来电话，没有从事秘密工作经验的王晏清在电话中问道：“你们电台的呼号是什么？你们没有告诉我，我怎么与你们联系？”由于97师师部的外线电话须通过军部总机转接，而军部总机时刻都有国民党特务监听，王的这个电话，实际上等于是自我暴露。事态的发展果不出所预料，通话后不久，王晏清即被国民党南京卫戍区司令部扣押。45军军长陈沛立刻找来97师副师长喻天鉴，命令道：“你们师长王晏清上面发现他有通共嫌疑，现已被扣押，你要掌握好部队，决不能出差错！”值得庆幸的是，几个小时后，南京卫戍区总司令张耀明又亲自把王晏清放了回去，因为王毕竟身居要职，身份特殊，又是蒋家父子眼中的“红人”，仅凭一个电话，张耀明还不敢轻易为他定罪。王晏清回到江宁镇师部后，也非常后悔自己的冒失行为，感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必须提前举行起义，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立即密召几位心腹部下开了个小会，决定以执行军事任务为借口把部队拉到江北，再公开宣布起义。会后，王晏清发布了全师当晚“过江游击”的命令。第289团团长杨镇洲和第290团团长黄子安接到命令后，率两团官兵准时渡过长江，到达长江北岸。但事情坏在第291团身上，291团团长王义鸾刚上任时间不长，一听要晚上到江北执行军务，顿时有些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王团长想给师部打个电话再请示一下，可电话怎么也要不过去(此时王晏清已率师直和289、290团开始行动，师部电话已中断)。于是，他只好把电话直接打到了军部。直到这时，45军军部才知道王晏清果真要“反”，慌忙急电请示张耀明。张也顿时醒悟过来，原来王晏清真的“通匪”，自己释放王等于“纵虎归山”！张耀明后悔不迭，为了不牵连自己，他没敢连夜向蒋介石报告，而是赶忙下令印刷厂连夜印刷了几万份传单，上面写明王晏清投共，官兵返回原防的均有重赏，割回王人头的特赏银元5万，等等。第二天天色刚蒙蒙亮，飞机就飞到长江北岸跟踪侦察，沿途散发传单。290团团长黄子安本不是王晏清的心腹，事前也没有参与起义的策划，完全被蒙在鼓里。黄看到传单后便率部南返，走在前面的289团看到290团往回开，也跟着返了回去。289团团长杨镇洲知道事情有变，但因为时间仓促，没有和部队基层沟通，所以不敢下令阻止，只得脱离部队，只身一人同王晏清及几个参与谋划起义的有关人员带着师部警卫排向北急进，约100余人到达滁县，受到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委江渭清的接见。4月23日，王晏清和参与起义官兵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随部队渡江南下。王仙舟等三人策反王晏清成功，在国民党朝野上下引起强烈震撼，在军内外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成为瓦解敌军的一个范例，再一次证明毛主席统一战线决策英明伟大。建国后，王晏清任华东军政大学战术研究室主任，全国政协委员，南京政协副主席等职，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注：部分内容转载《解放军报》2012年7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