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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簠

时间:2023-12-29 22:49:47 编辑:连笔君 来源:连笔字网

连笔字网今天精心准备的是《郑簠》,下面是详解!

清代隶书第一人郑簠代表作是什么

郑簠(1622-1693),清代书法家。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原籍福建莆田,明洪武间(1368-1398)祖父一辈迁至金陵(今江苏南京)。为名医郑之彦次子,深得家传医学,以行医为业,终学不仕,工书,雅好文艺,善收藏碑刻,尤喜汉碑。

郑簠少时便立志习隶,学汉碑达三十余年,为访河北,山东汉碑,倾尽家资,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橱。孔尚任在《郑谷口隶书歌》中道:“汉碑结僻谷口翁,渡江搜访辩真实.碑亭冻雨取枕眠,抉神剔髓叹唧唧”,是郑簠爱碑如痴的写照
。郑簠擅隶书,亦精行草书,兼工篆刻。初师宋珏,后改学汉碑,主要有《史晨碑》和《曹全碑》,尤得力于后者。所书字大小相近,粗细、疏密却富有变化,多姿又规整,既保持了《曹全碑》的特点,又具有飘逸奇宕的新意,世人谓之“草隶”。规范的隶书笔法中,加入富于个性的轻重用笔,或用枯笔,结字也不呆板。与时间稍早的王时敏相比,郑簠的隶书稍接近汉人和富有古意。这些都为隶书开创了新的出路,成为乾嘉以后碑派书法追求的境界,影响甚大。后人把他与写“六分半书”的郑板桥合称“二郑”。包世臣《国朝书品》将其与金农的隶书同列为“逸品上”,后人称之为清代隶书第一人。郑簠以行草书笔意,写《曹全碑》的体势,其书遒媚飘逸,开清代书法崇尚碑学之法门。郑簠是清初最重要的参与访碑活动并肆力学习汉碑的书法家,他的隶书获得其时知名文士的集体追捧。他倡学汉碑,对后来汉碑之学的复兴起了重要作用。他自称:“作字最不可轻易,笔管到手,如控于钧弩,少驰则败矣。”其隶书飘逸虚灵,活脱洒丽。
其传世书迹主要有《杨茂源酬于附马诗轴》、《卢仝新月诗轴》、《浣溪少词轴》及《灵宝谣》。梁巘《论书帖》称:“郑簠八分书学汉人,间参草法,为一时名手。”钱泳《履园丛话》称:“谷口始学汉碑,再从朱竹垞(彝尊)辈讨论之,而汉隶之学复兴。”

古代隶书书法家

1、史惟则

史惟则(生卒年不详),唐朝著名书法家,官至殿中侍御史,人称史侍御。广陵人,今江苏扬州人,字向,也有人说字惟则。

天宝(七四二至七五六)中尝为伊阙尉,集贤院待制,后至殿中侍御史集贤直学士。肃宗时尝奉使晋州推事,所在博访书、画。

其籀、篆、八分,如王公大人,进退有度,与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四人称唐世分隶名家。宋陈思《书小史》称其隶书“迫近钟书,发笔方广,字形俊美亦为时重。又善篆籀、飞白”。

传世的书迹有《大智禅师碑》等。 《墨池编》、《书史会要》、《集古录》。

2、伊秉绶

伊秉绶(1754-1815),字祖似,号墨卿,晚号默庵,清代书法家,福建汀州府宁化县人,故人又称“伊汀州”。乾隆四十四年举人,乾隆五十四年进士,历任刑部主事,后擢员外郎。

嘉庆四年任惠州知府,因与其直属长官、两广总督吉庆发生争执,被谪戍军台,昭雪后又升为扬州知府,1802年(嘉庆七年),伊秉绶54岁时,因父病死,去官奉棺回乡,扬州数万市民洒泪送别。

62岁病逝后,扬州人为仰慕其遗德,在当地“三贤祠”(祀欧阳修、苏轼、王士祯三人之祠)中并祀伊秉绶,改称“四贤祠”。在任期间,以“廉吏善政”著称。

伊秉绶喜绘画、治印,亦有诗集传世。工书,尤精篆隶,精秀古媚。其书超绝古格,使清季书法,放一异彩。隶书尤放纵飘逸,自成高古博大气象,与邓石如并称大家。

3、邓石如

邓石如(1743年—1805年),初名琰,字石如,避嘉庆帝讳,遂以字行,后更字顽伯,因居皖公山下,又号笈游道人、完白山人、凤水渔长、龙山樵长,安徽怀宁县白麟畈(今安庆市宜秀区五横乡白麟村)邓家大屋人,清代篆刻家、书法家,邓派篆刻创始人。

少好篆刻,客居金陵梅镠家八年,尽摹所藏秦汉以来金石善本。遂工四体书,尤长于篆书,以秦李斯、唐李阳冰为宗,稍参隶意,称为神品。性廉介,遍游名山水,以书刻自给。有《完白山人篆刻偶存》存世。

4、金农

金农(1687年—1763年),字寿门、司农、吉金,号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寿道士等,因其人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所以自封“三朝老民”的闲号,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布衣终身。清代书画家,扬州八怪之首。 

他好游历,卒无所遇而归。晚寓扬州,卖书画自给。嗜奇好学,工于诗文书法,诗文古奥奇特,并精于鉴别。书法创扁笔书体,兼有楷、隶体势,时称“漆书”。五十三岁后才工画。其画造型奇古,善用淡墨干笔作花卉小品,尤工画梅。

代表作有《东萼吐华图》、《空捍如洒图》、《腊梅初绽图》、《玉蝶清标图》、《铁轩疏花图》、《菩萨妙相图》、《琼姿俟赏图》等。著有《冬心诗集》、《冬心随笔》、《冬心杂著》等。

5、郑簠

郑簠(1622~1693)清代书法家。字汝器,号谷口,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原籍福建莆田,明洪武间祖父一辈迁至金陵(今江苏南京)。

为名医郑之彦次子,深得家传医学,以行医为业,终学不仕,工书,雅好文艺,善收藏碑刻,尤喜汉碑。

郑簠擅隶书,亦精行草书,兼工篆刻。初师宋珏,后改学汉碑,主要有《史晨碑》和《曹全碑》,尤得力于后者。

所书字大小相近,粗细、疏密却富有变化,多姿又规整,既保持了《曹全碑》的特点,又具有飘逸奇宕的新意,世人谓之“草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史惟则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伊秉绶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邓石如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金农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郑簠

我国有哪些书法家

王羲之 史籀 李斯 程邈 史游 杜操 崔瑷 张芝 蔡邕 梁鹄 曹喜 钟繇 胡昭 韦诞 皇象 卫瓘 卫恒 索靖
羊欣 智永 薛稷 李邕 徐浩 张旭 怀素 蔡襄 苏轼 米芾 赵佶 宋克 王宠 徐渭 王铎 郑簠 金农
郑燮 刘墉 钱沣 铁保 赵熙
胡毋敬 王次仲 刘德升 卫夫人 王义之 王献之 薄绍之 王僧虔 欧阳询 虞世南 褚遂良 孙过庭
贺知章 颜真卿 柳公权 钟绍京 李阳冰 杨凝式 李建中 黄庭坚 薛绍彭 张即之 赵孟頫 鲜于枢
康里巙 祝永明 文征明 董其昌 梁同书 王文治 翁方纲 成亲王 伊秉绶 包世臣 吴熙载
何绍基 杨沂孙 赵之谦 翁同酥 吴大澄 康有为 刘春霖 吴昌硕 章炳麟 华世奎 张宗祥 叶恭绰
沈尹默 胡小石 马公愚 郭沫若 徐悲鸿 吴玉如 邓散木 来楚生 陆维钊 高二适 潘伯鹰 邓石如
秦汉书法
张芝 皇象 蔡邕

魏晋南北朝
钟繇 索靖 王羲之 王献之 王珣 陆机

隋唐五代
智永 贺知章 张旭 欧阳询 褚遂良 颜真卿 李邕 徐浩 怀素 孙过庭 柳公权 杨凝式

宋辽金
李建中 苏轼 黄庭坚 米芾 蔡襄 蔡京 欧阳修 林逋 赵佶 薛绍彭 白玉蟾 朱熹 张即之 吴琚 文天祥

元代
赵孟頫 杨维桢 鲜于枢 倪瓒 邓文原 康里巎巎 饶介 冯子振 张雨 柯九思

明代
董其昌 王铎 文徵明 祝允明 徐渭 王宠 张瑞图 黄道周 倪元璐 陈淳 陈献章 陈继儒 陈洪绶 憨山 蔡羽 唐寅 米万钟 莫是龙 沈度 沈粲 宋克 孙慎行 释担当 文彭 解缙 邢侗 姚绶 张弼

清代
傅山 八大山人 伊秉绶 金农 邓石如 何绍基 吴昌硕 顾炎武 石涛 宋曹 查士标 郑簠 包世臣 巴慰祖 陈鸿寿 铁保 莫友芝 张照 周亮工 高凤翰 郑燮 汪士慎 李鱓 黄慎 梁巘 刘墉 王文治 钱沣 万经 龚贤 丁敬 黄易 赵之谦 翁同龢 翁方纲 吴让之 徐三庚 吴大徵 沈曾植 曾国藩 张裕钊 俞樾 杨守敬 姚鼐 蒲华 康有为 谭嗣同 梁启超

近现代
毛泽东 林散之 高二适 胡小石 黄宾虹 白蕉 于右任 齐白石 萧娴 李叔同 鲁迅 邓散木 陈衡恪 蒋中正 李瑞清 郭沫若 胡适 丰子恺 叶恭绰 应均 费新我 潘天寿 溥儒 马一浮 沙孟海 陆维钊 来楚生 王福庵 王蘧常 马叙伦 章炳麟 张大千 郑孝胥 徐悲鸿 谢无量 徐生翁 唐云 陆维钊 刘海粟 陈大羽 钱君陶 徐无闻 程十发

当代书法
启功 赵朴初 沈鹏 张海 孙晓云 华人德 李刚田 储云 曹宝麟 陈振濂 何应辉 黄敦 刘正成 尉天池 石开 周俊杰 赵雁君 薛龙春 薛明辉 刘颜涛 林邦德 王镛 聂成文 张强

中国书法史上最具代表人物及作品。

1、东晋著名书法家、“书圣” 王羲之

王羲之是中国最著名的、成就最高的书法家,他广采众长,自成一家,不仅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座极具象征性的丰碑深远影响着中国千年书法,还留下了大量的丰富多样的书法精品。

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代表作: 《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太宗独爱之,《快雪时晴帖》,亦是一代帝王乾隆的最爱。

2、唐代中期杰出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颜真卿

颜真卿是继王羲之后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书法家。他的行草传递出沉着痛快、豪迈洒脱的大师气象。颜真卿在书学史上以“颜体”缔造了一个独特的书学境界。

颜鲁公书法既以卓越的灵性系之,境界自然瑰丽;既以其坚强的魂魄铸之,境界自然雄健;又以其丰富的人生育之,境界自然阔大。晚年犹求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其“颜体”在书坛巍然屹立。

代表作:传世作品主要有《祭侄稿》《争座位》以及《麻姑碑》等众多碑刻。《祭侄文稿》是唐代颜真卿追祭从侄颜季明的草稿,不计工拙,一气呵成,常常写至枯笔,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3、唐代著名书法家、“楷书四大家”之一 欧阳询

欧阳询为史上著名楷书四大家之一,对书法有其独到的见解,有书法“八诀”。他的书法成就以楷书为最,笔力险劲,结构独异,后人称为“欧体”。

其楷书法度之严谨,笔力之险峻,世无所匹,被称之为唐人楷书第一。其源出于汉隶,骨气劲峭,法度谨严,于平正中见险绝,于规矩中见飘逸,笔画穿插,安排妥贴。

代表作:楷书以《九成宫醴泉铭》,行书以《梦奠帖》《张翰帖》等为最著名。其他书体,也无一不佳,《九成宫醴泉铭碑》被后世喻为“天下第一楷书”或“天下第一正书”,享有“楷书之极则”的美誉,被历代书家奉为楷书的楷模,亦是历代书法初学者临摹最多的作品。

4、唐代书法家、“草圣” 张旭

张旭以草书著名,与李白诗歌,裴旻剑舞,称为“三绝”。诗亦别具一格,以七绝见长,与李白、贺知章等人共列饮中八仙之一。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书法与怀素齐名。

张旭传世书迹有《肚痛帖》《古诗四帖》等。

5、北宋书法家、画家、“宋四家”之一 米芾他是“宋四书法家”(苏、米、黄、蔡)之一,又首屈一指,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其书体潇散奔放,又严于法度。

因其衣着行为以及迷恋书画珍石的态度皆被当世视为癫狂,故又有“米颠”之称。

米芾传世墨迹主要有《苕溪诗卷》《蜀素帖》《方圆庵记》《天马赋》等。

参考资料来源:

百度百科-欧阳询

百度百科-颜真卿

百度百科-王羲之

汉隶与清隶的不同

汉隶与清隶的不同...

汉隶与清隶的不同

在汉字字体发展史上,从秦末至东汉末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篆书因其复杂化渐渐让位于书写更为便捷美观的隶书,而在隶书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又悄然包孕出草书、行书和楷书,同时,“正体”与“俗体”、“铭刻”与“墨迹”、文化中心与偏壤边陲等种种因素的交织,也相互造就了这一时期字体多样、风格多样的复杂局面。各种字体之所以在此期间风云变幻,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实用性书写对速度的追求以及人类爱美的天性对装饰性的偏爱。
隶书从孕育到完全成熟,就是处在这样一种多条复线共存的大背景之中,它不仅受本身字体“自律”的影响,同时也不断在种种“他律”的支配下游离徘徊。所以后人看待隶书的眼光,因时因地,或囿于前规,或限于出土资料的客观历史条件限制,各各不同,也正是因为不同时代的不同眼光,使隶书创变常常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本文拟从汉隶形态的多元化中整理出几条隶书划分类型,以此来探讨后世隶书创变的不同理念。限于文字,本文只粗略列出隶书类型,而不对其产生的原因详加分析。
其一是隶书自身发展的纵向脉络。早期脱胎篆书,化圆为方,变纵长为横匾,重结构空间;晚期体势谨严,用笔丰富,重笔画形态。
其二是汉隶发展过程中地域分布形成的横向格局。分为鲁豫陕碑刻风格、川陕摩崖风格、荆楚简帛风格、西北简牍风格。(这种划分尽管在时间性上并不完全同步,但因其概括性强、风格突出,故采用。)
其三是字体演进中产生的诸体相杂现象。有“篆隶相杂”、“隶楷相杂”、“隶草相杂”等不同类型。
将汉隶从主观上加以整理和分类,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厘清后世学习隶书以及进行隶书创变的不同思路,为进一步推动隶书创新提供理论上的借鉴。限于学力,难免挂一漏万,还请方家指正。
一. 汉隶自身发展的纵向脉络与隶书复兴期关注点的演变
一 典型隶书特征与清代初期隶书复古理念
由于东汉标榜名节、提倡孝道的时尚,迷信神仙、追求奢靡的习俗,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书法艺术普遍爱好的心理,以及书法家群体逐渐产生等一系列因素,促使了碑刻在桓、灵时期大量产生。而八分书工整华美,笔法丰富,装饰性强,是当时最适宜用于碑刻、又能充分表现书法美的书体。①
这一时期的汉隶作品,以《乙瑛碑》(图1)、《曹全碑》(图2)、《史晨碑》(图3)等为代表,结体横扁,蚕头燕尾,章法字形都极为工整,代表着隶书已达到高度成熟。随着行书楷书的迅速崛起,以及宋元明普遍重视行草而忽视篆隶,到清代初期当书法家将眼光重新盯向汉代时,囿于资料的缺乏和受唐代为数不多的几位隶书作者僵化隶书的影响,蚕头燕尾的横扁体式无疑成为他们心目中最典范的汉隶形象。如同篆刻复兴之初以“酷似汉印”为能一样,清初几位隶书家的努力也仅仅是停留在对典型汉隶不遗余力的模仿,如王时敏、戴易、郑簠、朱彝尊、万经、郭宗昌及傅山等人,王时敏、戴易、万经的隶书作品甚至带着明显的“唐隶”痕迹,工整而气息糜弱,傅山则大量使用冷僻字、怪异字,习气极重,只有郑簠(图4)和朱彝尊(图5)两人在隶书方面成就稍高,前者灵动中得汉隶之“厚”,后者严谨典雅中得汉隶之“纯”,但与中后期隶书大家相比,他们基本上谈不上创造性,依然处于汉隶技巧的探索期。就其原因,一是前代基本没有经验可供借鉴,二是“典型隶书”的思维限制了他们的取法范围,他们普遍取法《曹全碑》碑就是明证②。正如刘恒先生指出的一样:“清代前朝的隶书,基本上反映了隶书书法从取法唐人和随意妄作的状态向回归汉隶和以古为师的转变过程。由于隶书在宋代以后逐渐衰微,降至元、明,汉人古法消亡殆尽,于是写隶书者任意发挥一己之思,发明了许多诸如“细肚、蚕头、燕尾、鳌钩、长椽、枣核”之类的点画规则,名目繁多,巧思百出。明清之际善写隶书者,大多沾染有这种习气,即便被认为是“力追秦汉”而卓然名家的王时敏、傅山、郑簠等人也未能免俗,他们作品中的夸张用笔和冷僻字、别体字形就反映了这种习气的流弊。”③不难看出,这一时期的隶书创作者,当他们将目光投向遥远的汉代时,实际上并无多少关于汉隶演变的概念,只是简单的将东汉成熟期典型隶书作品当作了全部的精华,对蚕头燕尾的刻意强调以及还原汉隶写法的种种努力,都深深打下了“眼光狭隘”的烙印,不过也正是在这种近乎复古风气的影响下,隶书创作的技法以及人们对汉隶的认识才得以站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他们无疑对隶书创作的繁荣具有开拓之功。
二“空间—笔画”两极与追求大汉气象
隶书发展成熟的过程,也是逐渐脱离篆书那种纵长体式、强调建筑式空间感,转而主动寻找笔画线条表现力的过程。越是早期的隶书,波磔意味越不明显,越是晚期的隶书,空间意识越淡化,我们可以在以下列表格和图示中清晰看见这种“空间—笔画”衍化的轨迹:

作品名称

书刻时间

《五凤刻石》

公元前56年(鲁孝王34年)

《莱子侯刻石》

15年(新莽天凤2年)

《开通褒斜道刻石》

63年(东汉永平6年)

《石门颂》

148年(东汉建和2年)

《乙瑛碑》

153年(汉恒帝永兴元年)

《礼器碑》

156年(东汉永寿2年)

《西狭颂》

171年

《曹全碑》

185年(东汉中平2年)

《张迁碑》

186年(东汉中平3年)

在这几件作品中,年代最靠前的《五凤刻石》(图6)、《莱子侯刻石》(图7)和《开通褒斜道刻石》(图8)明显区别于后来隶书,受篆书结构方式影响,它们在结构处理手法上极力用线条撑满字形四周,外紧内松,字轮廓整齐概括。除了《五凤刻石》里有夸张的竖下线条外,笔画一般不溢出方形外框,并且少有波磔。尤其是《开通褒斜道刻石》,不仅字形由内向外尽力铺满,而且章法上密不透风,给人以气势充沛、大朴不雕的强烈震撼。
进入清代中期以后,随着对汉碑的临习逐渐深化和真正落到实处,书法家已经走出对典型隶书的简单摹拟,取法的广度也大为扩展,开始从汉碑和其他书体中提炼不同元素加强自己的隶书风格。表现大汉气象,营造稚拙古朴的艺术效果是他们共同的追求,而充分重视到“空间—笔画”在隶书不同发展阶段的特色,则成为他们挖掘汉隶形式内涵的重要途径。汉隶作品由于年代久远,往往石面剥落残损,刀锋笔锋模糊不显,在纸面上表现这种浑朴的金石效果成为许多书家梦寐以求的目标。金农(图9)、邓石如(图10)是通过用笔来表达线条苍茫沉着感觉的代表,金农早年学习郑簠和《夏承碑》、《西岳华山庙碑》,与前期书家相比,深得汉隶神髓,中年以后锐意图变,夸张侧笔扁笔,横重竖轻,既有《西岳华山庙碑》的凝重古朴,又不失强烈的个人风貌,对后来隶书创新影响极大。邓石如和金农一样,虽然也追求沉厚朴茂,但对线条质感和书写性的强调,使他的作品在结构外形不作怪异安排的情况下依然体现出非凡的个性特色,特别是在“铺毫行笔”、“强调中实”、“沉着豪逸”方面,给后来者以技法和审美方面的双重启迪。金农和邓石如的创作,强调用笔,突出笔画的表现力,赋予隶书浑厚质朴的审美内质。相比前期隶书创作,对“笔画”的重新挖掘是他们隶书创变的基点;伊秉绶(图11)与金农、邓石如的隶书创作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他突破了单纯靠笔画来表现大汉气象的模式,是重新审视汉隶空间营造古朴气象当之无愧的第一人,他的笔画基本不作典型隶书的波磔,扎实而貌似单调,实际上是为了刻意强调空间的表现力。他的结构极力撑开,占满四角,完全是《五凤刻石》与《开通褒斜道刻石》的做派,形式感极强。他的隶书作品从另一个角度提示了早期汉隶独特的审美内涵,将空间这一造型方式纳入隶书技法视野。可以说,利用笔画(用笔)和空间的弹性作为基本手段来强化个人隶书语言,自此以后直到简牍和帛书大量面世从而进入书法家取法视野,一直都是书法家隶书创变的主要思路。如陈鸿寿(图12)保留简练古质的用笔方法,用行楷书的方法解散隶书结构,给人以幽默轻松之感;赵之谦(图13)以北碑用笔入隶,强调方笔和出锋,展现出婀娜劲挺、丰腴多姿的笔画魅力。吴昌硕(图14)拉长字形,甚至借用石鼓文左低右高方式穿插作隶,别有新意。

二.汉隶地域化与简牍、帛书书风
刘宗超先生在《汉代书法的风格体系》一文中,将汉代书法分为四个体系:鲁豫陕碑刻风格、川陕摩崖风格、荆楚简帛风格、西北简牍风格。
同时,他还指出:“由于考古发现的历史机遇所限,清代隶书家主要取法于鲁豫陕碑刻、川陕摩崖等金石碑版,以典范的隶书形式为取法对象。”④
文学史曾经告诉我们,当一种文体发展久了,如果不借助外来的刺激,大多走向陈陈相袭,弊大于利。诗歌中“新变声”对五言的形成、梵语等对诗歌韵律走向自省并形成格律等都是较典型的例子。书法自然也不例外,当隶书在清中期大盛并出现了金农、邓石如、伊秉绶、陈鸿寿等大家之后,一方面他们积淀的书写技巧和创变观念迅速传播开来并影响到其它书体,另一方面又使这条“老路”开拓起来越发艰难,寻找新的隶书创作资源成为迫切要求。但是同时也应该看到,从隶书复兴到碑学大盛的时间毕竟很短,人们依然在“秦风汉骨”中方兴未艾,加之碑学后期重点已经转移到魏碑的学习以及“碑帖结合”的探索,使得发现于19世纪初的西北汉简在一个多世纪里仅限于考古价值,而很少进入书法家的创作实践。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碑学的热度早已冷静下来,随着越来越多汉简的出土以及荆楚简帛的大规模发现,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异常宽广的崭新世界,对汉简简帛的研究和创作也迅速展开,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主动以简牍简帛书法作为创作资源,使隶书创变得以开辟新的战场。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阶段对简牍简帛的取法,视点和实践积淀明显要远远高于清初对典型汉隶的“摹拟”式创作,一开始就立足于对简牍简帛精神气质的挖掘,以及在此基础上探索“出新”的各种可能性。如来楚生(图15)的汉简式作品,结构严谨,横势突出,在用笔方面既能得简牍的爽利,也不乏沉着老练,称得上是以简牍入书且富有个性的较早的实践者;魏启后(图16)尽管以行草一路擅长,但他的作品往往是行草中透着浓郁的简牍笔调,简牍中又笔势飞动,一派帖学生机,非消化能力过人不能至此,他的创作提示了简牍书广泛的包容创造空间;鲍贤伦(图17)将自己的创作定义为“梦想秦汉”,用笔上取汉碑气格淳厚一路,字形以秦简牍为本,强调书体的过渡色彩,富有浪漫情调与时代气息。
相比于清代隶书,简牍简帛书风的意义在于:一、如同篆刻中吴昌硕借鉴封泥陶印,黄士陵取法镜铭古钱,新的资料和实物将提供隶书创变越来越多样化的资源;二、简牍简帛中出现的大量“不成熟”作品,直接带动了书法创作走向“民间”,成为碑学思想的延续;其丰富的资料和碑刻造像相互补充,逐渐成为千年来“帖学”正统之外的又一大宗,将会在审美格局以及创新理念上带给未来书法巨大的创造空间。
三.“诸体相杂”与隶书创作趣味化
从现存资料来看,汉代书体在多样性和包容性方面都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方面隶书的孕育发展直到繁荣成为字体演变的主线,另一方面,隶书前期与篆书、后期与行书楷书甚至草书都有重叠共存,字体驳杂不纯很难避免。陈振濂先生在分析秦篆“复线形态”时有一段文字,也能说明隶书时期的相似状况:《峄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会稽刻石》等刻石与诏版权量书之间是一种正与草的复线形态------同处于秦篆范围之内的复线形态。秦篆与秦隶之间又是一种复线形态-----文字体式正规与草率的复线形态,而刻石篆书与秦简、帛书之间又是一种复线形态-----书写材料与过程、刻与写、金石与竹帛之间的复线形态… …基于这种复线形态,于是有各种各样的书体之分,在这之前,从彩陶刻划一直到金文为止,不存在有一种完整的正规书体与一种同样完整的草写书体,因为没有一种强制规定的官方文字系统。⑤
这一“复线”现象带给隶书的结果是:早期篆隶不分,晚期隶楷不分,同一时期“正体”与“俗体”并存,中原地带与西北、荆楚地区隶简、隶帛交织。这些情况,“有的是因字体演变尚未成熟,有的是书家刻意创造;也有的是因时代隔阂,模仿古体而力不从心产生的。后世碑刻、墨迹中这类情况极多,知名的如篆隶相掺的有东汉《夏承碑》,三国吴《天发神谶碑》;隶楷相掺的有东晋《爨宝子碑》,十六国前秦《广武将军碑》,等等。”⑥
今天面对这些怪异的作品,带给我们的创作刺激是巨大的。然而回顾清代甚至民国隶书,“诸体相杂”的创变思路并没有留下明显的印记,其中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很多资料出土较晚,传播方式相对落后,使绝大多数隶书书家无缘见到这些“杂体”,也就谈不上多大刺激,他们的兴趣依然倾注在对经典汉隶的挖掘。
第二:时代学书风气的转移,清末民国书家的关注重点在魏碑与行草,即使认识到“诸体相杂”的巨大创变空间,也没有对隶书创作产生根本影响。沈曾植说:“篆参隶势而姿生,隶参楷势而姿生,此通乎今以为变也。篆参籀势而质古,隶参篆势而质古,此通乎古以为变也。故夫物杂而文生,物相兼而数赜。”⑦显然他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他的理论之花结的却是行草之果。
真正在隶书创作中将“诸体相杂”作为创变理路并付诸实践的开路先锋,是林散之(图18)和陆维钊(图19),林散之以行草笔意入隶,一改隶书的“静态”面目,写的空灵散逸,飘飘欲仙;陆维钊以隶法改造篆法,首创“蜾扁篆”,反过来又用篆法糅合隶书,雄强恣肆,豪迈苍茫。进入20世纪末期以后,“诸体相杂”的无穷变数更是将隶书创作推向一个全新的阶段,王镛(图20)以隶楷相杂的《好大王碑》为根,大胆掺入行草笔意,开“民间书风”先河;刘文华(图21)专攻隶书,以行草书的跳荡用笔解散隶书原有结构,墨法多变,点画之间交织着碑的雄强和草书的使转,引领了写意隶书的潮流… …
我们应该看到,多种书体的交叉地带,往往孕育着无限生机,“诸体相杂”的创变理念不仅对隶书创作,而且对所有书体走推陈出新之路都有极大的启示意义。刘宗超先生的总结,可算作对这一理念的最佳阐释:“新时期的隶书创变广泛取法于新发现的简牍、诏版、权量、砖瓦、古镜、封泥、题记等“正统”之外的资源,便是看到了“草体”与“古体”所蕴涵的“变数”与洒脱气息。隶书创变取法古隶、汉隶、八分还是具有楷意的新隶体?便成为产生新意的不同策略。”⑧

四.隶书体式的独特性与视觉图像化
不可否认,因为传播方式的改变,展览已经成为书法艺术呈现给观众的最主要方式。在这个展览空前活跃的时代,不仅那些相似于古典的作品显得严重落伍,而且富有个性但仍然沿用古典方式创作的作品在成百上千展厅作品中间也很难不遭遇“貌不惊人”的尴尬,在这种情况下,追求视觉的“刺激化”、“形式化”成为一部分书法家孜孜以求的目标,篆刻方面以陈国斌为代表,书法方面沃兴华(图22)更是理论实践双管齐下。
沃兴华说:“即使想具体分析每个字,也不会去看它是否有出处或者是不是符合法度,关注的仅仅是形状的大小穿插、墨色的枯湿浓淡、节奏的轻重快慢以及由此产生的精神效应。印象派画家莫奈告诉他的学生说:‘写生时,你要忘记眼前是什么东西,你看到的只是色彩,只是色彩之间的关系。’这种观察物体的眼光也就是强调形式构成的书法家观察汉字的眼光。”⑨
从这种观念出发,对隶书创变而言,既是尴尬,也是机遇。所谓尴尬,是因为在“形式至上”面前,汉字是否成为汉字都是疑问,何况隶书?所谓机遇,是因为“形式”的表达离不开“形象”。如阿恩海姆就认为:“锐角代表激烈的感情,钝角则象征平和愉悦。”形式不能脱离情感,否则只能流于无聊和苍白。从这个角度说,隶书在形式上具有它表达情感的独特性。
相比篆书的冷静和装饰性,隶书更强调线条的表现力,萧散如《石门颂》(图23),憨拙如《张迁碑》(图24),都与它们的线条特色有紧密联系;相比楷行草书,隶书又拥有极大的“空间弹性”,或扁或长,或紧或松,或外拓或内擫,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范本和独特情感,特别是在强调“横势”和“整形概念”方面,隶书比其他任何书体都更具有代表性。
以“整形概念”为例,形式构成既然讲究美术化的空间和节奏,那么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点画”和“线条”,“面”也是必须作为形式之一加以考虑的,这恰恰是隶书区别于其他字体的特色之一。汉人处理结构,思维定式来自篆书遗产,外轮廓空间的完整性概念根深蒂固,偏旁部首与部首之间并不是简单“穿插避让”的关系,而是强调不同块面的完整性,比较下汉代隶书与唐以后隶书的结构形态,不难看出这种“面”的意识。如图25,上面“临”、“治”二字来自《曹全碑》,左右结构外轮廓和中间空白都较完整,没有明显主次偏旁,横势突出,外形坚定;下面“况”、“行”二字来自唐玄宗《石台孝经》,中宫紧密,讲究避让穿插,主次分明,虽然是隶书,但楷书化影响十分明显。来自《隶书字典》的的“殷”和“明”(图26),偏旁意识的逐渐增强、中宫的逐渐紧密,也说明了汉隶和后代隶书空间结构方式上的一个显著差异。图27则体现了两者的另一些不同:“商”字倒梯形结构造成的压迫张力逐渐走向平缓;“崖”字外轮廓概括整齐的块面重量感渐渐减弱,变成内空间紧凑、外轮廓随意,从而在结构上丧失了张力。
从表面上看,形式构成是在消解不同字体甚至汉字的固有形态,但实质上,当以视觉化眼光来审视不同字体的时候,与其说是消解,倒不如说是从另一方面挖掘了不同字体的深层次特色。隶书创作在这种创变理路中可能会与“传统”隶书拉开越来越大的距离,换来的却是“隶意”无处不在,无处不包。
六.结论
任何一个时代的隶书创变,既赖于书法家主观才情发挥的部分,也离不开源头多元化在客观上赋予的物质条件。唐人和清初隶书之所以生气不够、面目单一,与他们对隶书资源的狭窄摄取有很大关系;清中期隶书达到又一高峰,正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隶书表现的多种可能性并能从中提炼有效部分服务于创作;到简牍简帛的大量面世,又一次在资源上给了书法家新的刺激并引导新时代隶书创变潮流;至于形式构成对隶书的分解,毋宁说是换了角度重新审视既往的隶书形态。
注释:
①华人德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2版 第138页
②王冬龄《清代隶书要论》 上海书画出版社 2003年12月第1版
第12页:“清代隶书从明人僵化隶书中解脱出来,《曹全碑》在客观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③刘恒 《中国书法史·清代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2版 第73—74页
④刘宗超 《中国书法现代创变理路之反思》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 第68页
⑤陈振濂 《书法史学教程》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7年1月第二版 第25页
⑥华人德 《中国书法史·两汉卷》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年11月第2版 第54页
⑦沈曾植:《海日楼题跋》卷二,收录于《海日楼札丛》外一种,台北:河洛图书出版社,1975年版,第116页
⑧刘宗超《中国书法现代创变理路之反思》 江西美术出版社 2008年1月第1版 第67页
⑨沃兴华 《论书法艺术的现代转型》,《书法杂志》,2004第5期。

清代擅长隶书的八大家,有邓石如等

古代隶书书法家有的留下名字,有的没有。隶书是秦朝开始出现,到汉代开始大盛,一直到唐朝还有隶书名家。但从宋代开始一直到明代隶书一直呈衰微局面。直到清代古文字学中兴,北派书法兴盛,开始出现隶书名家。古代隶书以西汉东汉最盛。著名的碑石有《史晨碑》《曹全碑》《张迁碑》《礼器碑》《鲜于璜碑》《乙瑛碑》《熹平石经》等,传世名家有蔡邕、张芝、师宜官、王次仲等皆擅隶书。其中现在出土的魏晋南北朝书简尺牍等也有很好的隶书笔迹,如《里耶秦简》《云梦睡虎地秦简》《汉始三年简》《楼兰遗纸》等。其中王羲之史传也是擅长隶书。《姨母帖》也有隶书笔意。唐代有隶书四大家史惟泽、韩择木、李潮、菜有邻。还有徐浩擅长隶书。清代有隶书大家郑汝器、万经、金农、阮元、尹秉绶、邓石如、吴熙载等。现代隶书大家首推刘炳森先生。这些都是隶书名家大家,希望能对你学习隶书有帮助! 东南大学中国书法研究院硕士。

清朝人著名的书法家有哪些

1,董鄂·铁保(1752-1824),满洲正黄旗人,乾隆三十七年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及两江总督,其书源墓颜真卿,专长草书,草法王羲之、怀素与刘墉、翁方纲足。也喜欢喜画梅,著有梅盒诗。

铁保以文章和书法驰名朝野,他将旗人诗文编为《白山诗介》134卷,自己的作品则编为《惟清斋全集》,铁保是满人中最著名的书法家,他谪居吉林时仍勤于临墓古法帖,引起眼病。刻有《惟清斋帖》。

2,刘墉(1719-1803),字崇如,号石庵,清朝政治家、书法家,大学士刘统勋长子。山东诸城人,乾隆十六年中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擅真行书潜心六朝碑版,书名满天下。著有刘文清诗集等著作。

刘墉的书法,初看圆软滑,若团团棉花。细审则骨骼分明,内含刚劲。刘墉的书法造诣深厚,是清代著名的帖学大家,被世人称为“浓墨宰相”,主要作品有《石庵诗集》。

3,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一字忠叙,号覃溪,晚号苏斋,顺天大兴(今北京大兴区)人。清代书法家、文学家、金石学家。乾隆十七年进士,授编修。历督广东、江西、山东三省学政,官至内阁学士。

精通金石、谱录、书画、词章之学,书法与同时的刘墉、梁同书、王文治齐名。著有《复初斋文集》35卷,集外文4卷,《复初斋诗集》42卷、《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汉石经残字考》《焦山鼎铭考》《庙堂碑唐本存字》《石洲诗话》等大量金石学著作。

4,王文治(1730-1802),清代官吏、诗人、书法家。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人。工书法,以风韵胜。乾隆二十五年进士,授编修,擢侍读,官至云南临安知府。

主要著作有《梦楼诗集》、《论书绝句三十首》等。

5,梁同书(1723-1815),清代书法家。字元颖,号山舟,乾隆十二年(1747)中举人,十七年特赐进士,官侍讲。梁同书工于楷、行书,到晚年犹能写蝇头小楷,其书大字结体紧严,小楷秀逸,尤为精到。与刘墉、翁方纲、王文治并称“清四大家”。

著有《频罗庵遗集》、《频罗庵论书》、《直语补正》、《日贯斋涂说》、《笔史》等。

古往今来,我国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书法家,如( )、...

王羲之、颜真卿、米芾、赵孟頫、王铎等。

1、王羲之

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字逸少,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后迁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

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

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2、颜真卿

颜真卿(709年-784年8月23日),字清臣,小名羡门子,别号应方,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祖籍琅玡临沂(今山东临沂)。唐朝名臣、书法家,秘书监颜师古五世从孙、司徒颜杲卿从弟。

开元二十二年(734年),颜真卿登进士第,历任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后因得罪权臣杨国忠,被贬为平原太守,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颜真卿率义军对抗叛军。

后至凤翔,被授为宪部尚书。唐代宗时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封鲁郡公,人称“颜鲁公”。兴元元年(784年),被派遣晓谕叛将李希烈,凛然拒贼,终被缢杀。

他遇害后,嗣曹王李皋及三军将士皆为之痛哭。追赠司徒,谥号“文忠”。

颜真卿书法精妙,擅长行、楷。初学褚遂良,后师从张旭,得其笔法。其正楷端庄雄伟,行书气势遒劲,创“颜体”楷书,对后世影响很大。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为“楷书四大家”。

3、米芾

米芾(1051-1107),初名黻,后改芾,字元章,自署姓名米或为芊,湖北襄阳人,时人号海岳外史,又号鬻熊后人、火正后人。

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曾任校书郎、书画博士、礼部员外郎。祖籍山西,然迁居湖北襄阳,后曾定居润州(今江苏镇江)。

能诗文,擅书画,精鉴别,书画自成一家,创立了“米点山水”。集书画家、鉴定家、收藏家于一身。

米芾书画自成一家,枯木竹石,山水画独具风格特点。在书法也颇有造诣,擅篆、隶、楷、行、草等书体,长于临摹古人书法,达到乱真程度。主要作品有《多景楼诗》《虹县诗》《研山铭》》《拜中岳命帖》等。

4、赵孟頫

赵孟頫(fǔ)(1254年10月20日1322年7月30日),字子昂,汉族,号松雪道人,又号水晶宫道人、鸥波,中年曾署孟俯。浙江吴兴(今浙江湖州)人。

南宋末至元初著名书法家、画家、诗人,宋太祖赵匡胤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嫡派子孙。

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赵孟頫被行台侍御史程钜夫举荐,受元世祖忽必烈的礼敬,历任集贤直学士、济南路总管府事、江浙等处儒学提举、翰林侍读学士等职。累官翰林学士承旨、荣禄大夫。

晚年逐渐隐退,后借病乞归。至治二年(1322年),赵孟頫逝世,年六十九。获赠江浙中书省平章政事、魏国公,谥号“文敏”,故称“赵文敏”。著有《松雪斋文集》等。

赵孟頫博学多才,能诗善文,懂经济,工书法,精绘艺,擅金石,通律吕,解鉴赏。尤其以书法和绘画成就最高。创“赵体”书,与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并称“楷书四大家”。

5、王铎

王铎(1592—1652),字觉斯,一字觉之,号十樵、嵩樵, 又号痴庵、痴仙道人,别署烟潭渔叟,河南孟津人。明末清初书画家 。他的书法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 。

明天启二年(1622年)中进士,受考官袁可立提携,入翰林院庶吉士,累擢礼部尚书。崇祯十六年(1643年),王铎为东阁大学士。

崇祯十七年(清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满清入关后被授予礼部尚书、官弘文院学士,加太子少保,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病逝故里。享年六十一岁,葬于河南巩义洛河边,谥文安。

王铎的书法作品有《拟山园帖》和《琅华馆帖》等,其绘画作品有《雪景竹石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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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有什么特点

1、甲骨文

从书法的角度审视,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一共三个基本要素。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

从结构字体上看,文字不仅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还显示了稳定的格局。因此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

从用笔上看,甲骨文因用刀契刻在坚硬的龟甲或兽骨上,所以,刻时多用直线,曲线也是由短的直线接刻而成。其笔画粗细也多是均匀;由于起刀和收刀直落直起,故多数线条呈现出中间稍粗两端略细的特征,显得瘦劲坚实,挺拔爽利,并且富有立体感。

就结字而言,甲骨文外形并且多以长方形为主间或少数方形,具备了对称美或者一字多形的变化美。而且甲骨文在结字上还具有了方圆结合,开合辑让的结构形式,有的字还具有或多或少的象形图画的痕迹,具有文字最初发展阶段的稚拙和生动。

从章法上看,卜辞全篇行款清晰,文字大小错落有致。每行上下、左右、虽有疏密变化,但全篇能行气贯串、大小相依、左右相应、前后呼应的活泼局面。并且,字数多者,全篇安排紧凑,给人以茂密之感,字数少者又显得疏朗空灵,总之,都呈现出古朴而又烂漫的情趣。

2、金文

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 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

3、小篆

长方形,以方楷一字半为度,一字为正体,半字为垂脚,大致比例为3:2左右。笔画横平竖直,圆劲均匀,粗细基本一致。所有横画和竖画等距平行,所有笔画以圆为主,圆起圆收,方中寓圆,圆中有方,使转圆活,富有奇趣。

平衡对称,空间分割均衡与对称是篆书的独特魅力。对称不仅存在于左右对称,上下对称,而且还存在于字的局部对称,圆弧形笔画左右倾斜度的对称。上紧下松,小篆的大部分字主体部分在上大半部,下小半部是伸缩的垂脚。当然也有下无脚的字,主体笔画在下部,上部的笔画则可以耸起。

4、隶书

从篆书发展而来的,篆书的化繁为简,化圆为方,化弧为直。字形扁方左右分展,起笔蚕头收笔燕尾,化圆为方化弧为直,变画为点变连为断,强化提按粗细变化。

5、楷书

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楷模。楷书的特点在于规矩整齐,是字体中的楷模,所以称为楷书,一直沿用至现代。

6、草书

初期的草书,打破隶书方整规矩严谨,是一种草率的写法。称为“章草”。章草是早期限草书和汉隶相融的雅化草体,波挑鲜明,笔画钩连呈“波”形,字字独立,字形遍方,笔带横势 。章草在汉魏之际最为盛行,后至元朝方复兴,蜕变于明朝。

汉末,章草进一步“草化”,脱去隶书笔画行迹,上下字之间笔势牵连相通,偏旁部首也做了简化和互借,称为“今草”。今草,是章草去尽波挑而演变成的,今草书体自魏晋后盛行不衰。到了唐代,今草写的更加放纵,笔势连绵环绕,字形奇 变百出,称为“狂草”,亦名大草。

按一定规律将字的点划连字,结构简省,偏旁假借,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乱写。草书符号的 主要特征之一是笔画带钩连,包括上下钩连和左右钩连。

7、行书

大小相兼。就是每个字呈现大小不同,存在着一个字的笔与笔相连,字与字之间的连带,既有实连,也有意连,有断有连,顾盼呼应。

收放结合。一般是线条短的为收,线条长的为放;回锋为收,侧锋为放;多数是左收右放,上收下放,但也可以互相转换,不排除左放右收,上放下收。

疏密得体。一般是上密下疏,左密右疏,内密外疏。中宫紧结,凡是框进去的留白越小越好,划圈的笔画留白也是越小越好。布局上字距紧压,行距拉开,跌扑纵跃,苍劲多姿。

浓淡相融。行书书写应轻松、活泼、迅捷,掌握好疾与迟、动与静的结合。墨色安排上应首字为浓,末字为枯。线条长细短粗,轻重适宜,浓淡相间。和草书差不多,但没那么草。

扩展资料

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使用了一段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

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在周代成为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据考察,商代铜器上便刻有近似图画之金文,其后继续演进,至商末之金文亦与甲骨文一致。此种金文至周代而鼎盛,绪延至秦汉。但商代器物和铭文皆少,秦汉以已至末流,所以应算周代为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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隶书的特点

隶书的著名书法家著名碑帖及笔画特点...

隶书的著名书法家
著名碑帖及笔画特点

隶书,有秦隶、汉隶等[1],一般认为由篆书发展而来,字形多呈宽扁,横画长而竖画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根据出土简牍,隶书起源于战国。传说程邈作隶,汉隶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对后世书法有不可小觑的影响,书法界有“汉隶唐楷”之称。

蔡邕,东汉时期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有“蔡邕书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王次仲,东汉书法家.经典《书史会要》、《集古录》。
徐浩,唐代隶书有《嵩阳观圣德感应颂》.
郑簠,清代书法家。郑簠擅隶书,亦精行草书.

字形扁方左右分展

起笔蚕头收笔燕尾

化圆为方化弧为直 

变画为点变连为断 

强化提按粗细变化 

认识是继承的前提。所以,发掘两汉隶书的美学实质及其背后所含盖的文化与精神内涵是我们持续关心的内容。同时,它也应该是我们完成隶书的时代性突破和发展的前提和理论支点。

我们没必要谈所谓的创新,深入的认识隶书传统更有现实意义。只要我们认识并理解了一些隶书的传统,并完成隶书的传统和现代的纽带式连接,那么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既古典又现代的隶书作品。在这里所谓的古典就是隶书的发展延续形态,所谓的现代,就是隶书的现代审美意识和文化精神。古典——现代具有全息重演的内容,但还不完全是周俊杰先生所倡导的新古典主义。因此,我所说的古典和现代,具有把古典放在新的时空匡架进行梳理归类和时代诠释的意识。它可能是反传统的,因为我们是站在时代立场审视传统。它也可能是继承传统的,因为传统在影响着我们。

变体隶书,又叫隶变体。是当代书法流行的隶书风格,是针对传统隶书而言的书写注重变化,注重个性的书写方式。笔画不重规范,强调即兴创作。 但隶书大家范笑歌认为变体隶书要变得美才是目的,而不是越变越丑。如果大家都追求写变体隶书,那变体隶书也会出现程式化。他认为有的变体隶书只追求大感觉和大效果,在单个字和单个笔画上无法经得起推敲。往往是用大气势掩盖基本功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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