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情况介绍
在全省开展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活动，是省委、省政府做出的重大决策，已经列入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这项工作是我省现阶段实施城镇化战略的重要抓手，由省建设厅牵头，各市具体实施。
一、开展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活动的背景
近年来，我省城镇化取得了较快发展，每年以1.5个以上百分点的速度提升，去年达到了40.25%，与全国的水平（44.9%）不断缩小。但是，城镇的承载能力、辐射带动能力却明确不足，多数缺乏活力、实力、竞争力。特别是反映城镇面貌上，虽然纵向看取得了明显改善，但横向与先进省市相比，与经济社会发展和群众改善生活条件的期盼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已经成为实现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省委、政府审时度势，针对这些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以城镇面貌三年大变样为抓手推进城镇化进程，增强城镇的承载能力和辐射带动能力。
（一）对城镇化的一般理解
重要认识：城镇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完成落后农业国向发达工业国跨越的必由之路。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是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途径，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催化剂和加速器。
改革开放后，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和国外学者对中国城镇化一直比较关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把中国的城镇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提高20个百分点就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这意味着，中国正在和即将发生的城乡人口转移和社会变迁的规模在世界上将是空前的。
联合国统计，2007年，世界城镇人口比重已经超过50%，人类真正进入城市时代。
曲折历程：从全国范围看，十五大以前，城镇化进程随着经济发展出现过较大波动，客观上表现了一定的自发性，城镇化的概念大多限于理论界的讨论，缺乏政府主导的推动力量；从十五大到十六大，城镇化的概念逐渐在政府决策中得到认同并逐步深化，突出了其战略地位。
十五大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
十五届五中全会在中共中央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中进一步指出，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提高城镇化水平，转移农村人口，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城乡经济结构，促进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协调发展的重大措施。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我国推进城镇化条件已渐成熟，要不失时机地实施城镇化战略。”国家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中，第一次专门制订了《城镇化发展重点专项规划》。
党的十六大（2002）则更为鲜明地提出，要“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要逐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至此，终结了“小城镇大战略”）
党十七大（2007）进一步提出，要“科学分析我国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奋力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按照统筹城乡、布局合理、节约土地、功能完善、以大带小的原则，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增强综合承载能力为重点，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形成辐射作用大的城市群，培育新的经济增长极。”（至此，“大城市”和“城市群”成为主流认识）
城镇化的概念：城镇化是自18世纪产业革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世界性现象。城镇化是在研究城市发展问题时提出的概念。社会学、经济学、地理学、人口学等学科研究城市时，多次使用城镇化的概念，并对这一概念进行了不同解释，虽各有侧重但总体上是互相补充的。综合人口学、经济学、社会学和地理学的研究成果，一般将城镇化定义为：以农村人口比重下降和城镇人口比重上升为表征，以产业结构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社会结构从农村社会构成向城镇社会构成、人类聚居场所从农村空间形态向城镇空间形态的转化为本质的多元演进过程。（周一星、唐子来）
城镇化的这种演进过程，通常概括为三个“转”：一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二是第一产业
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城镇化水平有很大提高。重要的因素就是农民工进城，将近有1.5亿农村人口转化为非农人口，大部分的农民工已转化为城镇的暂住人口。这是我国城镇化成长发展的主流形式。农村劳力推动我国特色的城镇化、城镇化发展的动力机制。
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现代化过程中，农村劳动力大规模的转移、农业劳动力占社会总劳动力份额大幅度的下降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趋势。城镇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的结果。依据我国的国情状况，近30年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较为迅速，农业劳动力转化的规模也较大，农业和农村发展有利于扩大城市工业及服务业发展必需的市场需要，而且建立在农村发展基础上的小城镇发展，也是我国城镇化道路的一个重要特征，促进了大中城市与乡村小城镇相互协调发展的新道路的形式。
农业劳动力大批转移，缓解了城镇化滞后的状况。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随着我国城镇化战略的实施，农民工大批进城务工，我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45%左右，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的状况已经得到有效的扭转，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在总体上已经基本适应。
我国城镇化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镇的大量转移，农村劳动力人均资源的占有量低的局面虽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缓解，促进了农业的规模化经营。农业劳动力人均占有的耕地面积已上升提高了农业规模经营和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水平，有利于我国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得以调整，城镇化发展由此获得新的动力。一个主要的推动力来自于农业及农村的发展。在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先导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效应的激发下，我国农业生产获得空前发展，大批农业劳力转移到城镇，发展工业生产；农民进城打工，推动现代化城市的建设，提高了我国城镇化水平。
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经济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
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
十六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
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
根据中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 从宏观层面来看，城市化的质量不高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1.6亿多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仍然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低保、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特别是没有享受到住房保障这些公共服务，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一些政治权利。如果扣掉2亿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
二是布局，布局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不顾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盲目地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这样使全国大跨度的调水、输电、输气，治污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水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全国657座城市400多座城市是缺水的，必须依靠地下水维持生产生活，其中110座属于严重缺水，严重缺水就必须靠超采地下水维系生产生活。当然地下水是可以采了，但是地下水如果过度超采会带来地面沉降，部分城市地面沉降的面积越来越大，国土资源部正在做一个治理措施的全面规划。
三是城市形态。对全国有代表性的55座城市20世纪70年代以来扩张过程的遥感监测表明，平原地区的城市多数以原来的城市中心区为中心进行环形扩张了。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65%；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中国在1985~1990年期间，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人口，即使包括临时流动人口在内，也不超过10%，如果不计算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真正转移出去的农业人口仅有10.5%，这将大大限制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
统计数据表明，在200年前的1800年，当时全世界的城市化率仅有3%，到1850年达到7%，1900年为15%，到2000年，全世界的城市化率达到48%。
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6.2%，比1978年提高18.3个百分点，但由于受到传统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下，城市化率偏低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巨大瓶颈”，成为限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的“巨大瓶颈”，也将成为中国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集聚中的一大困难。
2015年1月2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2014年经济数据，2014年末，中国大陆总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海外华侨人数）136782万人，比上年末增加710万人。
从城乡结构看，城镇常住人口74916万人，比上年末增加1805万人，乡村常住人口61866万人，减少1095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54.77%。
城市化水平稳步提高
十六大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比2002年上升了12.18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为69079万人，比2002年增加了18867万人;乡村人口65656万人，减少了12585万人。
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
根据中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为：12.84%，17.58%，20.43%，25.84%，35.39%，49.68%。 从宏观层面来看，城市化的质量不高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人口，1.6亿多农民工不能市民化，仍然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没有享受或者没有完整地享受城市居民应该有的国民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低保、社会救助、住房保障。特别是没有享受到住房保障这些公共服务，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样一些政治权利。如果扣掉2亿多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没有真正融入城市化的人口，中国实质的城市化率只有36%。
二是布局，布局的混乱主要表现在一些城市不顾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物理极限，盲目地扩张城市功能，放大城市规模，增大经济总量。这样使全国大跨度的调水、输电、输气，治污的压力越来越大，其中水带来的问题尤为突出，全国657座城市400多座城市是缺水的，必须依靠地下水维持生产生活，其中110座属于严重缺水，严重缺水就必须靠超采地下水维系生产生活。当然地下水是可以采了，但是地下水如果过度超采会带来地面沉降，部分城市地面沉降的面积越来越大，国土资源部正在做一个治理措施的全面规划。
三是城市形态。对全国有代表性的55座城市20世纪70年代以来扩张过程的遥感监测表明，平原地区的城市多数以原来的城市中心区为中心进行环形扩张了。 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65%；美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农业人口下降了72%；而中国在1985~1990年期间，从农业人口转移出去的人口，即使包括临时流动人口在内，也不超过10%，如果不计算农民进城打工的人数，真正转移出去的农业人口仅有10.5%，这将大大限制中国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扩张。
统计数据表明，在200年前的1800年，当时全世界的城市化率仅有3%，到1850年达到7%，1900年为15%，到2000年，全世界的城市化率达到48%。
2000年，中国的城市化水平为36.2%，比1978年提高18.3个百分点，但由于受到传统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滞后的影响，中国城市化发展仍然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在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下，城市化率偏低将成为制约经济发展、影响社会稳定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巨大瓶颈”，成为限制中国在经济全球化中保持竞争优势的“巨大瓶颈”，也将成为中国提高国家综合实力和知识经济时代新一轮财富集聚中的一大困难。
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三个阶段 据国家建设部《2003年城市建设统计公报》显示，至2003年末，我国设有城市660个，城市人口近3.38亿，城市面积39.9万平方公里，城市化水平为33%左右。世界城市化的平均水平1998年为55%。在工业革命之后，中国的城市化之所以长期处于落后的状况，是因为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是一条十分曲折，时而又不断反复的艰难道路 一、 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 近代史之前的中国城市化，因为它对中国今天城市化的发展不具有现代化意义上的启示作用，因此本文不予涉及。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这100年内，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具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它的发展呈现出这样一些特点： 城市化的发展十分不平衡。东南部城市化进程较快，而中西部地区则远不如 东南沿海，这一现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城市工业化特征差距悬殊。比如东南沿海的大连、天津、青岛、上海、广州 等城市不仅在城市规模上迅速扩张，而且其工业化进程也较迅速。而中西部地区的一些城市甚至不处在工业化进程之列。东南沿海城市的建筑、通讯、工厂、商业、交通已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有了相当程度的联系。譬如上海外滩一条街的高楼大厦，青岛的洋楼区。而其他不发达地区城市则不具备这些工业化的明显特征。 城市的商业化功能不显著。有一种说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每个城市都是以市 场为中心的，而中国城市是以官府、衙门为中心的，象北京，紫禁城是它的中心。而市场则散布在四周，比如菜市口、花市、瓷器口都在边上而不在中心。这一阶段的城市中心是属于官府，城市的政治、军事的特征和意义更为显著和重要，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形态上商业化的功能不占主导地位。 城市文化畸形发展。由于列强的入侵，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已经受到了西方 文化较大的影响。同时，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的熏陶，中华民族的一些风俗、传统习惯、戏剧、本土文化也占有一定的空间，这二种不同的文化在同一个城市空间里共存，相互影响但又并行发展着，实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种奇特现象。例如：这一阶段的上海已经与传统的中国城市距离很远，西方的文化随处可见，并且占主流地位，但中国的传统文化又顽强地在这个城市中生存着。如沪剧、越剧这些地方剧种也拥有大量的观众，这种文化畸形发展的现象令人十分费解，不过，人们认为这个现象与上海日后形成的海派文化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二、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 这个时期大约是1949年~1980年左右，这30年间，中国的城市化道路走得非常艰难，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处在一种“反城市化”的状态。例如：对农村与城市在户口的管理上实行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模式，限制农民向城市的流动，甚至出现过大规模地把城市的人口向农村转移的现象，这些做法在客观上使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长期处于停滞、缓慢，有时甚至是倒退的状态。这一阶段的城市化的状态有如下特点： 城市的发展具有规划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30年间实行的是计 划经济，因此城市的发展也有了比较明确的规划性。除了关注东南沿海城市的发展，还考虑国家整体战略的需要，新建了一些工业城市，另外，还从备战的角度出发，从一些大城市搬迁了许多工厂和人员，新造了一些三线城市。这些新增的城市在客观上为中国的城市布局，特别是中西部城市化的进程提供了一些积极的因素。 城市的生产功能凸显。这一阶段过程中，城市的建设与工业生产的发展不可 分割，不管是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办工业，办交通运输业是城市的最主要的任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国的省会城市基本上也是该地区工业生产最发达的城市。消费、商业、第三产业这些功能仅占城市次要功能的地位。 过分强调生产功能，特别是工业生产的功能给城市化的发展埋下了一个极大的隐患环境污染的问题，给今天的城市化发展遗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包袱。 城市仍然是行政的中心。也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习惯，在这一阶段里，各个 省会城市基本上都是该省最大的城市。以次类推，各级地方政府所在地也基本上都是该地区最大的城镇。不仅如此，政府的办公地往往还占有该城市的中心地段、黄金市口。这种现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略有改变。 城市的市区与郊区界限分明。在这30年的时间内，城市的市区与郊区的人 们在户籍管理上泾渭分明，按计划供应的商品也有相当的区别，而且在建筑物景观、交通、商业、电讯设施等方面也有着明显的差异。城市的整体规划和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制约，某种程度上也妨碍了城市化的进程，而且市区人口、工厂、建筑物高度密集，给城市未来的发展增加了很大的麻烦。 可以这样认为，这30年间中国城市化的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由于在观念指导上，具体实施时基本上是一种反城市化的战略，致使城市化发展的进展缓慢，时而还处于停滞状态，并且还积累了大量的矛盾，给中国未来的城市化发展留下了许多包袱和难题。 三、中国城市化进程的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大约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了“允许农民进城”。再加上我国开始逐步地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被当作国家未来发展的战略方针得以全面的重视和实施。。因此，这一阶段城市化与前二个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城市化与现代化相联系。 一些发达的国家，其城市化程度均80%以上。而且在当代社会中，城市化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在市场经济丰富的商品生产的支持下，由城市居民所创造的一种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它能极大地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某种意义上讲，城市化与现代化是同一个词。一个国家如果有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居住在城市里，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基本上实现了现代化。因此，中国的政府开始抛弃以往反城市化的观念，改革并大力推进城市化，而且把它与实现现代化紧密相连。 城市的消费性功能趋强显现。中国城市以往的主要功能是政治行政中心，生产中心，也许这些功能在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中还会存在相当长的时间，但在今天，城市消费性的功能开始显现，而且有逐步走强的发展趋势，其标志是一些大中城市中金融、贸易、通讯、运输和第三产业服务业开始迅猛的发展，其增长的速度，发展的规模均超过了工业产业。当然各个城市的消费功能所处的地位有着一定的差异，但令人欣慰的是，各级政府开始清醒地意识到城市的消费性功能是城市的主要功能之一，推进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离不开加强城市消费性功能的建设。 城乡一体化战略得以实施。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曾经实施过在世界上少见的严格户籍制度，这个户籍制度也许在当时因为某些因素不得已而为之，但客观上却限制了人与人、人与资源之间的流动关系，对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因素，特别是造成了城郊或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 20世纪80年代，户籍管理制度的社会屏蔽功能大大削弱了。进入21世纪，有的省、市宣布取消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之间的差别，也许这不仅仅是对人权的尊重，同时也意味着长期以来反城市化政策的终结，中国开始了从人口的城乡逆向流动转变为城市化的正向流动。 这一流动的直接结果，使得城市开始了在规模上的扩张，一些大中型城市开始重视卫星城镇的建设。在现代化立体交通的基础上，一些特大型的城市开始出现了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第二阶段“分散化”的特征。城乡之间一体化的战略得以实施，城乡之间可以共享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逐步形成。前30年间，人们对大型城市的发展一直持批评的态度。但是，在当今世界上，一些国际性大都市，随着科技的进步，经济的飞跃，却呈现出许多令人不可忽视的优越性。 大型城市往往是经济贸易活动的中心城市，它的集聚效应带来了经济上的高度繁荣。而人口的密集与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创造出无数的就业机会，它的发散效应还形成了连片的城市群、广阔的区域经济增长地带，其结果还往往带动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腾飞。 中国已初步形成了三个大都市圈、其中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大都市圈最有望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这一地区的城市将以上海举办2010年世博会为平台，共同努力打造上海大都市圈。 这些以大型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的崛起与以往分散、独立、规模不大的城市相比较，它能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能源，完善交通的设施，提供良好的教育，控制环境的污染，提升人口的质量。而且从全球范围来看更具备可比较的现代意义 以大城市为中心的都市圈的逐步形成和不断地完善发展是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必经之路。中国要珍惜改革开放以来的城市化发展收获的成果，坚定地加速推进城市化的进程，增强协调发展，因为城市化与祖国的现代化紧密相联，城市和大都市圈代表着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一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中国是城市化后发的国家,从近五十多年城镇化的发展历程看,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和经济社会制度不同,使中国城镇化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表现出明显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特征: 1.从发展进程上看,呈现出三个特点:(1)1949～1957年城镇化发展处于稳步上升态势.(2)1958～1977年城镇化发展处于曲折缓慢发展状态.(3)1978～2001年城镇化发展处于加速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由农村重点转向城市,改革开放前发展较慢,但开放以后发展较快.但比较盲目,宏观上前景上缺乏理智,导致交通堵塞,车辆多了没车位.共公设施不完善.人才交流不畅通和人才运用不恰当.
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斯蒂格利茨所说：“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影响21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两件大事。”将城镇化与高科技相结合发展模式，即智慧路径之下的城镇化道路。
中国的城镇化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全面深刻的社会变革，寻找好的改革方法和实现路径，才能达到城镇化改革稳步有序的推进效果。截至2013年底，中国的城镇化率达到53.7%，中国城镇人口是7.3亿。7.3亿人口意味着什么?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人口城镇化进程——中国城镇总人口比欧盟人口总和还要多2.2亿。
此外，中国城镇化增长率会保持在1%左右，但是也意味着每年最少1600万到2000万人口要从农村进入到城市。每年在一个国家内2000万人口进入到城市，在世界上史无前例，没有经验可循。每年2000万人口进入什么样的城市，什么样规模的速度进入，在城市解决他们什么样的问题，都是政府、市场在关心的事情。
第三，中国7.3亿城镇化人口分布在什么样的城市里呢?大致658个设市城市，其中1000万以上6个，400万到1000万的有15个，100万以上的是140个。除了设市城市之外，在全国还有建制镇，平均镇区人口1.1万，建制镇里5万人口以上是753个，还有几十万人、上百万人的建制镇。全国7.3亿人口分布在658个设市城市和将近2万个建制镇，这么多的城市在未来的城镇化道路中走什么样的道路，是可持续的道路还是粗放型的道路，正是研究中国新型城镇化的重点内容。
人口的质量型增长替代原有的数量型增长，这是新型城镇化重要的内容之一，也就是实现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因为7.3亿人口里户籍人口才不到5亿，还有2.5亿多人口如何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解决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就业和与城镇居民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务水平问题。
2万多个城镇如何从粗放型扩张转到集约型增长，走什么样的道路，是新型城镇化的又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怎样走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道路。涉及所有的内容，都需要用智慧的方法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