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七世纪起，咖啡馆在法国首都出现并取得成功，各式的咖啡馆在整个法国如雨后春笋一般地开张了。从表面上看，这些咖啡馆和小酒馆、饭馆一样，只不过是一些消费场所。但是实际上，大大小小的咖啡馆促进了社会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发展。伴随着咖啡馆数量在法国的飞速增加，以及它在法国人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咖啡馆文化也在逐渐的形成。
（一）咖啡馆：百姓的公共客厅
法国人交流思想的地方有三处：一曰教堂，二曰沙龙，三曰咖啡馆。
教堂是西方世界最古老的聚会场所。虽然许多信仰天主教的法国人还保留着每周去教堂礼拜的
习惯。但是，现代生活，使很多年青人都难以适应这一传统。
“沙龙”
一词源于法文的译音，原意
是指贵族家的客厅。封建时代，沙龙曾是达官显贵们进行社交和谈情说爱的地方。现代社会，沙龙作为交流思想的场所发展了，并且已从西方扩展到东方，但是，它在大多数情况下未脱附庸风雅人士聚会之嫌疑。至少，它是属于文人雅士们的，与普通老百姓无缘。而咖啡馆的出现，为各社会阶层的人提供了一个公共沙龙。列翁·都德被誉为对巴黎每一块石头都了如指掌，他曾言，咖啡馆较之沙龙更是法国人交流思想和感情的地方。
在法国，咖啡馆不是属于少数人的，它是属于每一个法国人。那是每一个法国人，包括街头流浪汉都可以花上几个法郎就有权利去的地方。因此，它比沙龙更具普遍的意义。咖啡馆对法国人来说一直是生活中最熟悉、最亲切的角落。
法国人，不论其性别、年龄、职业，都喜欢在咖啡馆里逗留：在乡下，农民们以前的生活节奏
完全都是按照农活的劳作时间进行。当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咖啡馆，他们常常在闲余时间聚在咖啡馆：“有的人规律性地去咖啡馆是为了和老朋友碰面，有的人去那里是为了玩游戏。还有人是为了去找到志同道合者聊聊自己满腹的政治观点。最后，一些单身汉们，为了节省灯油钱、取暖煤炭费以及报纸费来这里打发时间。”
[2]
从巴黎到外省，从闹市到僻静的小巷，从大都市到小村镇，到处都有数不胜数的大大小小、形
形色色的咖啡馆：有上流社会式的，也有乡村式的；有知识型的，也有艺术型的；有热烈的，文
尔雅的，也有平和的，或者抑郁的。许多咖啡馆还都有露天咖啡座。在不同时间进入不同的咖馆，可看到各式各样、变化万千的景象,从中可获得丰富、多样的体验和感受。在咖啡馆里，人们可以什么都讨论，也可以什么都不聊。人们的话题包罗万象：感情、工作、体育、电影、邻居，所有跟生活有关的话题。“在咖啡馆，人们总是聊很久。人们在咖啡馆既可以找到片刻的宁静，又不会觉得寂寞。人们去咖啡馆可以获得与外界交往和交流的乐趣。推开门，点一杯咖啡，就可以融入到人群之中了。
”咖啡馆可以说是法国社会的缩影，真切地反映出了法兰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
（二）咖啡馆：人民的议会
1.
咖啡馆中的“政治家”巴尔扎克曾经说过：“咖啡馆的柜台就是人民的议会。”这句话明确地揭示了法国咖啡馆和法国人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事实上，在法国，咖啡馆不仅仅是娱乐和休闲的场所，而且也是大众聚在一起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地方。
所有人，无论他的社会地位如何，也无论他属于哪个党派，都可以在一种自由、热烈的气氛中
5
自由发言。在咖啡馆里，各类的报纸可供客人免费翻阅。激进派们一边阅读着报道时局的头版头条或者是政治措施，一边无所顾忌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政客们也常常造访咖啡馆，在那里，他们可以聆听各种意见。出版界的记者们，也常去咖啡馆，他们在这里获得新的消息、期待一次有趣的访谈或者就坐在咖啡馆修改、编辑文章。
各种有争议的观点在咖啡馆得到传播。这里是反对党人的聚集地。因为匿名，这些反对党人可以无所顾忌地对当权政府发表激烈的言论。有的时候，一场讨论会可以在人群中引起极大的反响。在咖啡馆里，人民反思时政；在咖啡馆里，革命思想的火花得以绽放。咖啡馆与法国人政治生活的紧密联系，我们可以在孟德斯鸠1721 年的作品里找到印证：“如果我是这个国家的君主，我就要关掉咖啡馆，因为这些地方很容易让人们的头脑发热。我宁可看到他们在小酒店里喝得醉醺醺的，至少他们不会做出对自己有害的事情，但是咖啡带给他们的狂热，对国家的未来而言，会让他们变得危险。”
2. 酝酿法国大革命的咖啡馆
还是以普罗科普咖啡馆(Café Procope)为例。这家咖啡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成为了革命的加速剂。在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三位关键人物罗伯斯庇尔、丹东和马拉是这家咖啡馆的常客。他们在那里宣扬革命思想并且在那里讨论革命事宜。他们的“信徒”们也成为这里的常客。
事实上，巴黎所有的咖啡馆在法国大革命前夕都是相当活跃的，尤其是皇家宫殿回廊下的咖啡馆，更是呈现出一片奇特惊人的景象。来到这儿的人们不仅将咖啡馆挤得水泄不通，一些满怀期待的群众，更是挨在窗边门外聚精会神地聆听辩论家的演说。咖啡馆里的辩论家往往不是站在椅子上就是跳到桌子上对群众高谈论阔；他们的激昂演说，也常在几个小时之内就传遍全巴黎，引起议论纷纷。以出身记者兼小册子作家的德穆兰（Camille Desmulins）为例，他那充满改革狂热的思想，使他不断公开地在佛伊咖啡馆里从事演说，鼓励巴黎人民起义推翻当时的王权。
除了普罗科普咖啡馆，好多政治和历史运动都和咖啡馆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我们可以说，每家政治咖啡馆都有它固定的客人：丹东派常去德吉贝尔咖啡馆和夏赫邦吉耶咖啡馆（le Guibert et le charpentier）；奥尔良党人是南锡咖啡馆和雪佛利尔咖啡馆（le Nancy et le Chavelier）的常客；保皇党人则常聚集在米拉波咖啡馆（le Mirabeau）；正统派党人则选择德斯玛尔咖啡馆（Desmare）。
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在一些咖啡馆里找到这一政治特征的痕迹：议会大厦旁的咖啡馆里常常会看到国民议会议员们的身影；热衷政治的法国一般民众也常聚集在咖啡馆里谈论政治。与大革命时期不同的是，人们对政治话题的讨论不再那么热烈激昂，而是在一种很平静轻松的气氛中展开的。
（三）咖啡馆：法兰西思想的摇篮
法国文艺复兴运动的思想火花是从咖啡馆中迸发出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发源于启蒙学者们在咖啡馆的高谈阔论，并由此向全世界传播。伏尔泰、卢梭、狄德罗及百科全书派学者们就是在“普罗科普咖啡馆”里决定，以人文和科学精神向中世纪神学和蒙昧传统挑战
[3]
巴黎的“普罗科普咖啡馆”具有其他咖啡馆无法企及的光荣历史，它招待过法国摄政时期的名流贵妇人，大革命时期的雅各宾派政治家丹东、罗伯斯庇尔，复辟时期的浪漫派诗人缪塞。普罗科普咖啡馆几经荣衰，历经坎坷，今天依然存在，它坐落在巴黎草地圣日耳曼街区一条狭窄、阴暗的小街上，成了巴黎的文化遗迹之一。
当然，咖啡馆的政治全然不同于贵族沙龙或歌剧院包厢的政治。法国大革命时期，贵族和保皇派也曾聚集在咖啡馆中散布谣言，蛊惑人心。革命家马拉对此非常不满，曾一度想取缔咖啡馆。幸亏他没有这么做，否则，这将是法国咖啡馆历史上一个抹不去的污点。
据说，第二帝国时代，法国政治家甘必大曾在咖啡馆里联络新闻界朋友和其他同志，共同拥立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政治家克莱门梭曾活跃在蒙马特尔高地的咖啡馆中，与文人画家们相交甚欢，并因此而赢得各界社会进步人士青睐，荣登法国总统宝座。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虽然德国盖世太保严加控制，但是，巴黎和各大城市的咖啡馆仍然堂而皇之地成为抵抗运动的首要联络点，法国人之善于周旋和不乏精明，由此可见一斑。
在现代社会里，咖啡馆早已没有旧时代的政治密探了，与此同时，咖啡馆政治也式微了。
（四）咖啡馆内的启蒙之声
18世纪，位居欧洲文化发展中心地位的法兰西，因为社会上所存在的各种形态之聚会场所，织
就出一张错综复杂又四通八达的文化传播网，法兰西所发生的文化事件迅速地感染欧洲各地；而当时的启蒙作家与思想家，则是这张文化传播网的中枢。这些启蒙哲士透过各种交流的方式，
与巴黎、外省甚至整个欧洲的进步人士结盟，形成一个以传播科学及理性为宗旨，以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文化共和国”。
然而在这股文化气氛中，巴黎咖啡馆的兴起与林立，为“文化共和国”里的文人哲士提供了一
个发挥的空间。启蒙作家们，有时在咖啡馆里伏案疾书，有时则是在咖啡馆里回响着理性与激情的声音，然后透过出版与传播，激荡出时代的巨变。
普罗科普咖啡馆见证了整个启蒙运动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启蒙大师的摇篮，在
18世纪经常光顾普罗科普咖啡馆的文人中，我们可以发现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卢梭（Jean acques Rousseau,1772-1778）、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和博马舍（
Baumarchais,1723-1799）等一连串响亮的名字；“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正是在这里推出了第一部《百科全书》
除了普罗科普咖啡馆以外，塞纳河右岸，皇家宫殿区内的摄政咖啡馆（Café de la Régence），
在启蒙时代则是一家以静谧及沉思闻名的咖啡馆。法兰西小说家勒萨日（
Alain Ren LeSage,1688-1747）整日在此创作，偶尔想要享受片刻宁静的卢梭，也会造访此家咖啡馆。
（五）咖啡文人的聚集地
在法国大革命结束之后，法国咖啡馆推动了文化、文学和绘画的发展。在这个和平时期，这些
创造性活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而咖啡馆也成为了艺术创作地。小说家、剧作家、诗人、编辑、
绘画家还有音乐家都将咖啡馆作为他们的“第二个家”。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蒙特马特高地区内、
还有蒙特巴纳斯区内营业地咖啡馆，深受这些艺术家们的欢迎。
1.
艺术家的灵感源泉
这些咖啡馆成为了艺术家们灵感的源泉地。在“公共沙龙”的咖啡馆，作家可以遇到各类的人，
他们观察咖啡馆里的客人，试图去了解这些人的个人经历，为自己的创作准备素材。咖啡馆中的景象给创作者们以灵感。海明威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铃鼓咖啡馆（Cafédu Tambourin）的圆咖啡桌旁度过的：“这是一个令人愉快的咖啡馆，干净、热情而且好客。我将我的破伞晾起来，将我的旧毡帽挂在长椅上方的挂衣钩上，点上一杯牛奶咖啡。服务生给我端来咖啡，我从我上衣的口袋里掏出我的本子、笔，然后就开始写作。”
2.
宁静的创作氛围
艺术家们也可以在咖啡馆里寻找到创作所需的那份宁静。当他们开始新的作品时，他们需要在
喧闹的气氛中的一份宁静。正如一位音乐家所说：“我常来这里写歌。我喜欢在这里找到一个宁静
的角落，这样我可以思考，因为我是音乐家、艺术家、作曲者。我喜欢独处，我不喜欢太靠近人群，
但是我也不喜欢太远离人群。所以，我来咖啡馆了。”这也是两位著名的作家：让?保罗?萨特和西
蒙娜?波伏娃选择花神咖啡馆（Caféde Flore）作为他们的“办公室”的原因了：“我们俩完全就
待在这家咖啡馆了：从早上九点到十二点，我们在这里写作，然后我们去吃中饭，下午两点我们又重新回到这里，和我们的朋友们聊天一直到晚上八点。晚饭后，我们在这里会见预约的客人们。这可能对你们来说显得有些奇怪，但是我们在花神咖啡馆就像在家里一样。”除了这两位文学巨匠，在十九世纪末，查理?莫哈（Charles Maurras）就在这里写出《在花神的标志下》（Sous
le signe deFlore）一书；在1913 年，阿波利奈尔（Guillaume Apollinaire）将咖啡馆的一楼改编辑室：《巴黎之夜》
文学期刊就在这里问世；
莱昂
保尔?法尔格
每天都要在“花神”待上一到二个小时进行创作。
3. 艺术家的收容地
咖啡馆也是艺术家们的收容地。许多的艺术家在成名之前都是穷困潦倒的，但是无论他们是谁，成名的或者贫困的艺术家，都可以进入咖啡馆。客人只需支付少量的钱，甚至可以分期支付一杯咖啡的费用：“李必庸（Libion），圆亭咖啡馆（la Rotonde）的老板，还会接待那些身无分文的艺术家们；即使有人偷偷地拿走遗忘在柜台上的羊角面包，这位老板也会装作什么都没有看到。”
4. 艺术家的作品 某些法国的咖啡馆还是艺术家们的小型作品展览厅。他们为艺术家们提供展出新作的场所。当艺术家还没有成名的时候，他们没有钱在画廊里展出自己的作品。但是在一些咖啡馆，特别是拉丁区内的咖啡馆内，老板允许艺术家们将新作挂在墙上做装饰。因此画商们也会常到这些咖啡馆里寻找好的作品。
此外，有的咖啡馆还设立了自己的文学奖项。每年，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丽普咖啡馆（la Brasserie Lippe）还有花神咖啡馆（le Flore）都会颁发文学奖，为的是奖励并鼓励年轻作家们。现在，这些文学奖成为了法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
社会民主党在世界很多国家一直与保守政党轮流把持执政地位。在西欧，这种政治现象尤为突出。进入新世纪，社会民主党的势力出现了衰落，尽管如此，社会民主党曾经有着长期的执政历史，其曾经创造辉煌的执政经验是值得世界其他政党借鉴的，而且，面对全球化的挑战，社会民主党为摆脱困境，在执政方式上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一度彷徨沉寂的社会民主党再度活跃起来。 社会民主党根据本国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时期的政治条件，主张通过普选的和平方式，而不是暴力革命的方式获得政权，这种获取执政地位的方式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方式的基本特点，也是其传统主张使然。
19世纪末，由于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和工人阶级斗争的胜利，社会民主党利用议会斗争的方式为工人阶级争取劳动和生活条件改善的斗争取得了胜利。恩格斯逝世以后，伯恩斯坦修正主义开始在社会民主党内大行其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参加第二国际的27个社会民主党除少数外，纷纷背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走上了改良主义道路。此后，社会民主党寻求在资本主义议会制的框架之内，以执政为根本目的，奉行选民主义、选民至上。
到1932年，在西欧先后有11个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参与执政，第一次登上了执政舞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大部分国家的社民党都有过自己的执政历史，创造了政治上的“黄金时代”。二十世纪末期，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在原先欧盟的15个成员国中，有13个国家由社会民主党单独执政，或与其他政党联合执政，整个西欧出现了一片“粉红色”。社民党之所以成为西方政治舞台上的主流政党，主要是因为它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内政治条件，不断充实和调整其执政方式来争取民心、巩固民心，强化执政能力。 社民党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不断的进行执政理念的创新。社民党为了对其合法性进行论证，强调把社会主义理解为一种思想价值，认为自由、民主、公平、平等、互助等理念才是最重要的，强调自由和民主是社会主义理想的实质。主张不论社会党人把他们的信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还是其他的社会分析方法上，他们都是为一个社会公正、生活美好、自由与世界和平的制度而奋斗。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全球化进程加快，西方主流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受到的冲击尤为巨大。由于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影响力下降，在理论纲领和战略目标方面出现危机，西欧社会党极力赋予原有的价值目标以新的意义，扩大意识形态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它们虽然声明“公平和社会公正、自由和机会平等、团结和互助，是永恒的价值观”，但又强调，要使这些价值观念适用于当今世界，就需要有能够迎接21世纪挑战的、既有现实性又有前瞻性的政策，要强调伦理色彩，确保以人权、环境、就业为重点。2003年，社会党国际第22次代表大会提出了社会民主主义的新三原则，即可持续发展、人权和民主。德国社民党在不放弃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对其进行延伸性阐述，重新界定自由、公正、互助的内涵，基本倾向是增加个人对集体的责任，扩大个人对国家的自由；强调应先有“机遇公正”、经济发展，才会有“分配公正、结果公正”；突出社会强者对“互助”的责任，扩大个人在互助中的能动性。 社会党还在执政组织和执政方式上，进行革新，以增强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社民党普遍认为，为适应当今社会的深刻变化，必须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进行党的变革，以提高党的吸引力、凝聚力。
针对过去党在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机构失灵、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干部老化等问题，它们在批判性反思的基础上，朝着现代化、民主化、分权化、地方化和组织功能分散化、占据媒体阵地等方向实行改革。 一是引进党内直接民主，强化领袖权威，扩大基层民主，提高决策的透明度。西欧许多社民党特别是大党都把遴选并树立强有力的领导人作为重振党的形象的重要一步。英、德、法、意等党均把党的全国书记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改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从1997年起，法国社会党的第一书记就由执行委员会选举改为全体党员直接选举，现在该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全部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该党还规定，除每两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外，全党每年至少要举行一次全国性讨论，就重大问题征求党员的意见，以使党的政策反映党内民意。而英国工党不仅采取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决定诸如党的领袖、党的政策等重大事务，还通过改革决策机制，建立全国政策论坛和地方各级政策论坛，为广大党员进行政策输入提供机会。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在党内开展修改党纲的大讨论，来吸引党员对党的事务的参与，并通过讨论和交锋过程达成党内共识，促进党内团结。 二是以媒体为导向，加强宣传工作，扩大党的影响。社民党一方面高度重视引导舆论为本党服务，努力从原来新闻报道的对象成为报道主体，利用媒体来塑造党的良好形象。德国社民党把“拥有适合媒体社会的交流能力”视为该党新时期党建工作的四大目标之一，加紧向党的中高层干部传授与媒体打交道的本领。法国社会党全国书记处书记都有各自定向联系的记者，可通过这一渠道及时将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及立场传达给广大选民与公众。另一方面，利用现代信息手段扩大党的宣传阵地。
各党均建立了自己的网站和宣传主页，发布党内文件，扩大党对社会的政治影响。 在具体操作上，社民党力图实现由“管理型”执政到“治理型”执政的转变。1980年代末以来，市民社会理论在西方学术界兴盛起来。尽管对市民社会有许多不同的认识，但是基本上都肯定了它是与政治国家相对立的民间领域，对政治力量的滥用有制衡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经济政治情况的变化，对市民社会的认识也逐渐深化，市民社会的过强和过弱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显然，把市民社会和国家协调在一起，发挥二者的合力成了理论和实践的必然归宿，于是，“治理”理论应运而生。社民党敏锐的把握了这种理论上的最新发展，提出要在实践上避免国家和市民社会的“两元”对立误区，“少一些管理，多一些治理”。
这种转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建立政府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合作互动关系。培养公民精神，鼓励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发挥民间组织的主动性，使他们承担更多的职能，参与政府决策。
第二，改革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向地方放权，使其承担起更多与本地居民有关的各种职能，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主动性。
第三，协调政府各机构之间的关系，建立“整体型”政府。“整体型”政府概念是英国新工党在进行政府改革中提出的，意思是政府内部的各个部门和机构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合作而不是彼此对立。第四，实现国际和全球范围的治理。这些是社民党针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新问题的回应。这意味着国家要参与制定国际甚至全球规则，同国际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达成合作互助关系。
今年的法国大选看点多多，尤其是极右翼政党的勒庞大出风头，让法国传统政治势力和其他欧盟国家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其实，除了极右翼的勒庞、中间派的马克龙之外，还有传统左翼、传统右翼、极左翼.......
错综复杂的政党和政党联盟，以及繁琐多样的政治观点，着实让人听起来有点云里雾里的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今天用左啊、右啊来指代不同政治观点的做法正是起源于法国（难怪法国自己有那么多的政治派别）。
1789年的时候，法国爆发了大革命，资产阶级赶走了旧皇帝。
大革命期间，不同政治势力的人们聚到一起商量法国未来的出路，召开制宪会议来制定法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
在会议上，持有激进观点的议员都坐在主席台的左侧，而温和派的议员则做到了右侧。
时间一长，人们就把“左”赋予了激进和革命的含义，而“右”更多象征着温和与改良。
不仅在法国，全世界都开始用左和右作为不同政治势力的分野。左和右的含义也随着时代环境不断发展变化。
当时只是屁股随便坐坐的法国人，恐怕也想不到会给后世留下这么大的影响。
接下来先来个法国政治的小光谱。
极左翼：法国共产党、激进左翼党
法国共产党当年也是靠着共产国际起的家。
二战后，法共一直是法国左翼势力的主要代表。
不过右派的戴高乐上台后一直都有意地打压左翼的势力，结果迟迟抬不起头。
等到戴高乐离任后，又受到了新兴的社会党的冲击。
总之就是郁郁不得志。
到了九十年代，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更让与苏联紧密联系的法共再次遭到了严重的打击。
如今，它早已放弃了武装斗争，连党章里的有关马列主义内容都被删去了。
为摆脱困境，法共也一直在积极转型，并开始致力于团结包括社会党左派在内的不同激进左翼派别，进行左翼力量的政治再结盟。
2009年的时候，主要的左翼政党结成了左翼阵线。
比如，今年参加法国大选的梅朗雄就是左翼阵线的主要领导人。
梅朗雄曾在演讲中说，“在地中海溺死的难民、在工作岗位自杀的职工、流落街头饿死、冻死的人，这些都是人类的屈辱。为了展现人民的力量，那些不愿做金融奴隶的人、那些向推翻钱权势力的人、那些不愿再看到总统君主制的人起来来一场人民起义，让人民来主宰一切。”
这话听起来为啥那么耳熟......
这还不算啥，梅朗雄同志还在演讲后带着群众一起唱《国际歌》。
画面大概就是一群法国人在广场上高唱：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除此之外，梅同志还主张退出北约，和极右翼一样质疑欧盟的一体化，反对现在的法国总统掌握过大的权力，要建立新的“法兰西第六共和国。”
梅同志对中国还是很友好的。
在抵制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西藏问题上，梅朗雄都曾选择站在中国一边。面对法国国内对他这一立场的指责，梅朗雄表示自己作为左派政治家，支持中国的民族主义。
梅同志，你辛苦了！
极右翼势力在法国历史上不时地抛头露面。
拿破仑战争后的布朗热主义，二十世纪初的法兰西行动、二战期间的法兰西团结、火十字团，五十年代的普扎特运动......
现在的国民阵线是老勒庞在1972年建立的。
勒庞是个殖民主义分子，曾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服役，参与镇压当地的民族解放运动。
国民阵线基本上没啥政治纲领，或者说，善于应变。
效仿里根提出人民资本主义；看克林顿新经济政策不错，就鼓吹货币主义；等绿党在欧洲风行时，它就提倡保护环境，说自己是最绿的党.......
不过国民阵线没变的一点就是，始终举着民族主义的旗帜。
否认人类的共同性、反对人类平等的思想、鼓吹民族优胜论，并声称所有法国人的首要任务是使“法兰西民族的法兰西特性能永远保持下去。”
而和以往不同的是，“国民阵线”从一开始就把民族主义的矛头指向外来移民,他们把移民问题炒得沸沸扬扬,作为拉拢选民、扩张自己势力的一个手段。
事实证明，这招儿还挺好使的。
国民阵线在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中都屡创“佳绩”。
这也让欧洲主流政党很是担心。
社会党和共和党是法国政坛上传统的主流政党。
比如，上一任总统奥朗德就是左翼社会党的。
作为主流党派，这俩政党的主张没有那么极端，二者也只是少数意见上存在分歧。实际上，这一左一右俩政党还总在一起执政。
因为，法国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时间、任期都不同，有时候总统是左翼的，但占有议会多数议席的党派却是右翼的。
这就成为法国一个鲜明的政治现象“左右共治”。
传统的政党统治法国已经几十年了，但是在今年的选举中，两个政党的候选人在第一轮的选举中就歇菜了。
这是自1958年戴高乐缔造第五共和国以来，自称戴高乐党人的传统右派首次未能进入第二轮;这也是50年来，两大轮流统治着法国的执政党——左翼社会党与右翼共和党没有任何一党进入第二轮。
不过，这俩政党倒是挺支持马克龙的。因为马克龙被视作“中间派”，不左也不右，还表示要弥合法国的政治分裂。
说马克龙是中间派，是因为他不属于上述党派中的任何一个。
为了参选总统，马克龙自己建了一个党。
叫En Marche！（前进！）
）《红与黑》所反映的时代社会内容
《红与黑》的副标题名为《1830年记事》，对此，司汤达作过这样的说明：“作者所要写的，是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政府带给法国的社会风气。”是描写“1814至1830年的波旁王朝所带给我们的这个严肃的，尊重道德的，愁眉苦脸的法国。”《红与黑》出版时，在上卷的封面上，作者引用了丹东的话：“真理，尖锐的真理。”作者在书中又借出版家之口诙谐地说：“若是你的人物不谈政治，那就已经不是1830年的法国人了。”这些都表明了《红与黑》的政治立场。
小说通过于连个人奋斗的悲剧，全面深刻地揭露了查理十世统治下的法国复辟社会的种种黑暗，反映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桎梏的革命要求，以及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的惊慌，中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右翼的思想情绪，从而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成为欧洲文学中最早的一部优秀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
1、全面深刻地揭露了法国复辟社会的种种黑暗
于连生逢“红”与“黑”这两个时期的交替，他童年时对拿破仑帝国的印象，是一幅幅由那些去抗击欧洲封建君主凯旋而归的，“身穿白袍头戴银盔”的“威武的骑兵”所构成的动人画面，而他成年后所处的复辟时期则是一片黑暗腐朽。在《红与黑》中，可以看到波旁王朝的“国王”又君临法国，耀武扬威，煽动宗教狂热，掀起复辟黑潮。像木尔侯爵这种流亡贵族，又卷土重来，成为“法兰西大臣”。他那些亡命的同伙，也都加官进爵。他们利用自己的政治权力飞扬跋扈，巧取豪夺，鱼肉人民。德·瑞那市长为了修建自己的大花园，甚至可以使公共河流改道。木尔侯爵的权势更是炙手可热，他卖官鬻爵，结党营私，策划阴谋，在他府第出入的都是些“漂亮的坏蛋”和“戴勋章的恶棍”。这个反动阶级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国王驾到维立叶尔城，排场豪奢，耗资巨大，仅仅在教堂里短短的几分钟的演说仪式，就“费去了三千八百法郎”，巴黎圣日耳曼区的显贵每年要领取巨额的年俸，木尔侯爵家的舞会和晚宴通宵达旦。而社会下层则是民不聊生，农村的劳动人民“在冬季的黄昏，从田野回到自己的茅屋时，在家里找不到一片面包，甚至连栗子和土豆也没有。”
在复辟时期，最猖獗的是社会反动势力。在作者笔下，神学院简直是“人间地狱”，于连初到此地时，吓得“两腿发软，不由自主”，那些穿着黑袍的人的古怪面貌，形成恐怖形象。那些大屋子的阴森和恐怖，教士们的死尸般苍白的脸，令人感到好像住在没有空气的腐烂的坟墓里。神学院把青年学生当成囚犯，不允许他们思想和行动上有任何自由，不许谈政治，除宗教经典外不许阅读其他书籍，卢梭，伏尔泰的书籍成了禁忌。连提到古罗马诗人的名字也被视为思想不轨。于连偷藏了一幅拿破仑的画像就经常胆战心惊，他在神学院的来往信件都受到严格的检查和扣留。副院长公开教训学生说：“你们生活的圣洁和服从，值得承受教皇的恩典，做一根他手里的棍子吧：你们将得到最适当的位置和报酬，你们可以发号施令，毫不受人支配。神父就是最好的差事了。……光是钱就很多了，不用说还有肥大的阉鸡，许多的鸡蛋，新鲜的奶油，同成百上千的美味东西。”他们就是这样用物质的奢侈去引诱，用地狱的痛苦去恐吓，用天堂的欢乐去欺骗，用腐朽的思想去毒害从农村招来的穷苦子弟。一个红衣主教宣称：“没有教士，法兰西的武装政党便不能成立。”他们要由教会来指挥军队，把法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维持下来。那些神父、教士无一不是王朝的爪牙，政府的密探，教会特务组织密布全国，无孔不入，法国每一个小城市每一户人家读的什么报纸，来往的什么客人，都被这些披着黑道袍的义务密探打听得一清二楚。于连和市长夫人的关系也被反动教会利用来达到卑鄙的目的。在青年主人公于连的眼里，“流氓依靠教会”而飞黄腾达。“虚伪妄诞发展到登峰造极”，这个社会充满了“公开的贪污”和“卑鄙的虚荣”，到处都是“社会的蠹贼”和“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小说的作者通过各方面的描写和前后两个时代的对比，充分揭露了复辟时期的反动、黑暗。用形象的描绘向读者揭示：这个使“一般人都感到苦闷”的社会必须加以变革。
2、反映了资产阶级摆脱封建桎梏的革命要求
（1）（1） 资本主义的等价交换原则已占主导地位
从小说中可以看到,作为封建统治的一个重大支柱的封建等级制度,虽由于王政复辟而恢复了一部分，但在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法则始终占主导地位。德·瑞拉市长尽管是有权有势的贵族，但他在聘请于连当家庭教师这件事上根本无法使用任何特权，而不得不按等价交换的原则办事。劳动力成为商品，价值规律就有了不可抗拒的作用，于连的父亲就很善于利用市长和瓦列诺对家庭教师这种劳动力的需求，向市长讨价还价。在这个社会里，金钱取代了门第，特权而成为社会生活的杠杆，市长夫人之所以受人尊敬，主要不是因为她系出名门贵族，而因为是一大批遗产的继承者，她丈夫发现了她与于连的暧昧关系，就是看这笔遗产的面子才没有追究。暴发户瓦列诺当上贫民寄养所的所长，再爬到省长的地位并受封为男爵，完全是依靠金钱的力量。同样，教会的职位也往往在金钱的魔力面前门户大开。不仅新的暴发户不断发生，就是那些想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贵族，也往往“被这一暴发户所腐化”。贵族出身的市长以“有利可图”作为处世的唯一原则，世袭大贵族、国王的亲信木尔侯爵，也在巴黎市场上搞投机倒把，大发横财。这两个形象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的法则下，一部分贵族阶级已开始资产阶级化。
当然，小说也无情地反映了金钱对一般群众的腐蚀作用。于连父子的关系就是一种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关系。于连关在死囚牢里时，老头儿到监狱里严厉地斥责他，当他听于连说有存款准备给他时，老头儿立即改变了颜色，接着就谈到他为于连预先垫付的养育费、教育费……于连痛心地想到：“这就是父爱！”他想象当他死后，他的父亲会捧着他的金子，“给所有维立叶尔羡慕他的人观看，他的目光好像对他们说：有这个代价，你们当中哪一个不愿意让一个儿子去上断头台呢？”
（2）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断冲击着复辟制度
在《红与黑》中，我们可以看到，偏僻外省的穷青年，手头也有卢梭宣传个性自由、反对封建等级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的《忏悔录》，并且“全靠这本书来建设自己的理想世界”。尽管复辟王朝统治了十几年，但还不能恢复等级特权思想的绝对统治地位。德·瑞拉市长总想在自己家庭范围内维持严格的等级，经常对妻子说：“要保持我们的地位和权威，所有在家生活的人，只要他不是贵族，接受了工钱的，都是你的奴仆。”但就在这个家庭范围内，他这个原则也遭到强有力的挑战，于连受聘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与主人同桌共饭。当市长向他摆贵族老爷的臭架子时，他不止一次用激烈的言辞维护自己人格的尊严，并处处计较贵族主人是否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自己。
对复辟王朝的冲击更直接的是社会上对资产阶级皇帝拿破仑的怀念和崇拜，《红与黑》深刻地反映了这种对波旁王朝复辟蕴藏着敌意的风暴般的社会情绪。在于连乘坐的公共马车上，就有人公开赞扬拿破仑的时代，“法兰西从来没有比他在位的十三年里，受到各民族更高的崇敬了。”拿破仑虽然在1821年就已去世，但他的回忆录在法国秘密流传，是青年一代最珍爱的书籍，甚至是行动的指南。《红与黑》中的于连就是复辟时期这种崇拜拿破仑的社会思潮的典型代表。他第一次出场就是在偷看这部遭禁的回忆录。他还珍藏着拿破仑的画像，热烈期望着拿破仑式的资产阶级帝国能够再现。而对复辟社会则充满叛逆的思想。他一有机会旅行到空无一人的山顶时，就把会“给他招致危险”的思想写成文章，下山时又悄悄烧掉。于连这一类青年希望社会变动，用他的话说，“法国有三十万25岁的青年热烈地盼望战争”，而战争在当时就意味着革命。《红与黑》就是这样通过社会矛盾的描写，从经济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两方面指出：资产阶级革命所造成的社会现象，客观上成为贵族阶级的复辟已经不能巩固、也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条件。
3、反映了七月革命前贵族阶级的恐慌
小说在复辟王朝现有秩序面临深刻危机的背景上，突出了1830年七月革命前的政治斗争，把资产阶级与贵族阶级激烈的争夺表现得很生动。
小说第一卷就呈现出外省紧张的气氛。一个巴黎的资产阶级自由党人到外省来参观监狱、贫民寄养所和慈善机构，准备收集材料在自由党的报纸上加以揭露，这就使统治当局紧张起来，马上把国家机器开动起来进行阻挠。第1卷第17章中，围绕着维立叶尔市第一副市长的职位，也展开了两个阶级的争夺战。政府当局与教会支持一个“本地区虔诚的人物”出任，一个很富有的工业家出来和他竞争，而当地的贵族要想方设法挫败这个自由党人。在那位贵族市长眼里，“现在到处都是自由党人”，他面对着副市长职位之争，发出了惊讶：“在这个城市里，只有工业家才走红运。这些自由党人都变成了百万财主，他们如饥似渴地想夺取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