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展模式的不断转换
综观百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其发展模式的转换大致可分为七个时期。
第一时期（1862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处于酝酿时期。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批培养外语人才和军事技术人才的专门学校。它们不同于传统封建教育机构，不是培养作为各级封建官吏的“治才”，而是培养通晓各国语言和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的所谓“艺才”。最典型的代表即是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和1867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至1894年前后，我国共创办了30所左右的此类学堂。这些学堂毫无例外地都是在外来因素的诱发下创办的。所谓外来因素的诱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它们是清政府在外力胁迫下应急反应的产物，是为了培养应付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所急需的人才而开办的；第二层意思是，这些学堂都标榜以西方为榜样，然而，在具体的学习目标上，却并不明确，笼而统之地把西方称之为“泰西”。从时人留下的大量文献分析，所谓“泰西”，包括了英、法、德、美等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西方”是一种泛称，还没有具体而明确的模仿对象。
第二个时期（1895年至1911年）。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1895、1896和1898年分别成立的天津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一般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大学的雏型。20世纪初，清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具有近代意义的全国性学制——《癸卯学制》。直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无论是理论层面、制度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弥漫着一种浓厚的“以日为师”的氛围。1898年创办的京师大学堂的第一份章程就是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规则八十余条”[1]，即主要是参照日本东京大学的规程制定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条文也几乎与日本学制中的相关规定一致。与前一个时期相比，学习的目标由泛化而集中，“泰西”一词被一个具体的国家——日本所取代，价值取向明确而单一。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是以日本为模式的。
第三个时期（1912年至1927年）。1912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1912年至1927年的十几年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多元化时期。民国初年在蔡元培主持下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形成的新学制《壬子癸丑学制》，对清末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关高等教育的内容作了相应的改革。其间，教育部还陆续公布了《大学令》、《大学规程》、《专门学校令》、《公立、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和《高等师范学校规程》等一系列有关高等教育的法规法令。众所周知，作为民国初年教育改革的总设计师，蔡元培非常关心高等教育，《大学令》就是由他亲手制定的。他多次谈到，《大学令》中许多内容是“仿德国制”，“仿德国大学制”[2]。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 借鉴德国高等教育是蔡元培多年的宿愿。但是，从实践的层面考察，蔡元培的理想并未实现。摆脱日本单一模式束缚的努力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大学设评议会、教授会的条文列入了《大学令》，但在当时的高等学校中并未实行。直到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之后，他的高等教育的理念——学术自由和教授治校，才部分地在他所主持的北京大学付诸实施。
就在蔡元培以德国高等教育为模式对北京大学进行深刻改造的同时，另一所国立大学——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东南大学迅速崛起。留美归教育博士郭秉文主持下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为榜样，延揽一批留美学生到校任教，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为一体，从管理体制、系科设置、课程内容以至经费筹措等，全面学习、借鉴美国高等教育。至20年代中期，东南大学声誉日隆，影响日广，成为与北京大学南北呼应、交相辉映的中国高等教育的又一重镇。
第四个时期（1927年至1949年）。在此22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主旋律是，在融合美国和欧洲各国特点的进程中，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如果说20年代后期曾经是美国高等教育影响最盛的时期，从对地方分权制的教育体制的模仿，到大学实行选科制、学分制，以至于大学各专业缺乏明确的课程标准等等都显示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强大影响；那么，进入30年代，则表现出一种比较主动地吸收和借鉴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经验的倾向。如在高中毕业生中实行会考制度，以整齐大学生的入学程度；教育部制订并实行有关大学教师任职资格的法令；强调大学毕业考试制度等等，这些举措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吸收了欧洲各国高等教育的具体做法。但是，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讲是以美国模式为基本走向。其间，有一个短暂的插曲，即1927年至1929年期间实行的大学区制。实行“大学区制”用蔡元培的话来说是“仿法国制度，以大学区为教育行政之单元”[3]。众所周知，大学院制试行不及两年就无疾而终， 对全国高等教育的实际影响并不大，就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而言，可算作是一个小小的插曲。
第五个时期（1949年至195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在这一时期，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几乎重复了半个世纪以前走过的路径，即学习、借鉴的目标单一而集中，那就是以苏联为榜样。1949年至1959年的10年间，我国高等院校共聘请苏联专家861人， 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专家在高等教育部担任顾问。在这些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对高等院校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进行了全面修订调整，专家的工作也包括编写教材、培养研究生和培训教师，甚至渗透到学生生产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实验室和资料室建设等具体工作领域。与此同时，政府通过对私立学校的接办改造、教会学校的取缔和院系调整等重大措施，初步完成了对1949年以前的高等教育体制和格局的改造，新的以苏联为模式的高等教育体制形成并确立。
第六个时期（1958年至1977年）。摒弃“模式”，复归“传统”。1957年以后，由于中苏关系的恶化和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逐渐走上了一条摒弃一切外国“模式”，复归“传统”的道路。所谓复归“传统”，是指力图用中国共产党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等根据地举办高等教育的经验、办法来指导高等教育改革。所谓摒弃“模式”，就是在“独立自主”的旗帜下，拒绝接受来自国外的任何“模式”。20年间，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的“教育大革命”所带来的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之后是随着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而进行的高等教育的大调整。从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是关起门来革教育和文化的命，在经历了高等学校三年不招生、工农兵上大学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斗、批、改”之后，力图清除一切外国模式的干扰和影响的目的似乎已经达到，但事实是，中国高等教育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七个时期（1978年以后）。博采各国之所长，高等教育要面向世界。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决策。在经历了闭关锁国20年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之后，随着改革开放基本国策的确立，中国的高等教育重新走向世界。进入90年代，政府陆续制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等一系列法规，借鉴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经验，加快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步伐。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4] 尽管中国的高等教育还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是，在经历了一个世纪的艰苦探索之后，深固拒闭、盲目排外不可取，单一的价值取向不足取，正在成为政府和知识界的共识。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而又广泛吸收各国之长的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是中国高等教育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通过上面简略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出，在短短的一个世纪里，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模式的选择上经历了那么多次的转换，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考察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归根到底这是受近代中国急剧变化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实所制约。如果我们把一个世纪作为一个历史过程考察，又会发现，百年间，我们在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选择上似乎走了一个大圆圈：被迫开放（无意识的泛化）——单一的价值取向——多元化的努力——单一的价值取向——封闭——主动开放（在世界范围内博采众长）。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关起门来搞自己的高等教育，拒绝借鉴任何先进国家的经验，无论是在“天朝大国”的迷梦中还是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都是一条自我封闭、作茧自缚的死胡同；囿于某种政治环境，价值取向单一，同样不是发展的最好选择。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人类所创造的知识文化的重要传播场所，作为高级专门人才的培养基地，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高等教育的发展，既要受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政治文化背景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具体国情所制约，也要受高等教育本身发展规律的制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一个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发展模式的转换就是在如何认识和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的过程中艰难推进的。不能以强调本国情形的特殊性为由而拒绝遵循高等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也不能以标榜追赶世界潮流为借口而置本国国情于不顾，这是我们回顾和总结这段历史所应深刻记取的经验教训。
二、传统与移植
1894年至1911年的十几年间，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起步时期。19世纪最后几年所创办的天津中西学堂、南洋公学和京师大学堂，如前所述是近代大学的雏型。1904年颁布的《癸卯学制》中有《奏定大学堂章程》、《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和《奏定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在这些章程中，关于办学理念和培养目标，有了新的表述：大学堂“以谨遵谕旨，端正趋向，造就通才为宗旨。…以各项学术艺能之人才，足供任用为成效。”通儒院（即研究生院）“以中国学术日有进步、能发明新理以著成书、能制造新器以利民用为成效。”[6] 从前一个时期的培养“艺才”、“专才”，到这一时期的提出“通才”，从字面上看，似乎又回到了传统的人才观。因为中国的传统教育也强调“通才”，即所谓“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这里的“通才”是以掌握“各项学术艺能”为前提的，不仅与封建教育的理想人格“通才”在内涵上有所不同，而且，这种目标提出的本身也提升了“艺才”与“专才”的地位。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较之前一时期，较多地接纳了西方高等教育的理念。当然，这种“通才”仍必须“谨遵谕旨”，“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在这里，中国传统高等教育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这是因为，虽然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但是，科举制度赐予出身的陋习仍然保留下来，秀才、举人、进士的头衔还十分具有吸引力。当然更重要的是封建专制制度的政治框架还在起着支撑作用，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变革终究需要以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的变革为前提。与此相适应，在这十几年间，高等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发生了较大变化。最明显的表征是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各个门类被大量引进高等教育的课堂，政治学、法学、教育学、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被作为大学或高等学堂的教学内容，通过日本引进或翻译的西方教科书大量出版。学术界往往把这一时期看作是在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方面移植西方的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在传统高等教育中特别受到重视的儒家典籍“经学”的研习，也被保存下来，京师大学堂有经学科之设，而且置于各学科之首。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领域，传统与移植之间的冲突、矛盾在政策层面和实践层面都非常激烈。
民国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从根本上否定了“中体西用”这一直接支配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文化观念，提出要用“民主共和”和“科学民主”的精神来改造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文化，这也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进一步发展演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从1912 年至1949年的近40年间，民国政府和后来的国民政府制定颁布过几部重要的关于高等教育的法令、规程。就培养目标而言，从法律条文上看，最大的变化在于取消了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政治方向。1912年的《专门学校令》提出，“专门学校以教授高等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为宗旨”。同年颁布的《大学令》规定，“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闳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在这里强调的是高深学术，是培养“硕学闳才”和“专门人才”。高等教育领域中大学和专门学校的区分标准是“学”与“术”，前者重在学术研究，后者重在应用技术。政治上、思想上的种种限制与要求，即所谓“忠君”、“尊孔”，在培养目标中被取消了。特别在民国前期，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和他的广泛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得以在教育理念上有了一次大的飞跃。正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只有在这一时期，中国才真正开始致力于建立一种具有自治权力和学术自由精神的现代大学。”[7] 西方高等教育理念的核心即学术自由和大学自治的观念，通过蔡元培的理论倡导和身体力行第一次较全面地被国人所认识和接受。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改造，他所反复强调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他对大学功能的理解与认识，即所谓“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等等，使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对西方的移植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通过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的努力，使中国高等教育在教育理念和培养目标上，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培养“内圣外王”的“贤士”、“君子”、“循吏”为目标的主流传统。在这里要强调说明的是，蔡元培在宣传、倡导西方大学理念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中国封建社会高等教育的非主流传统，即张扬古代书院浓厚的学术氛围、师生间砥砺德行互相切磋的融洽之情以及相对的独立地位，等等。1922年，毛泽东等人“鉴于现在教育制度之缺失，采取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明真理，造就人才”[8]，在湖南创办自修大学。蔡元培闻讯后，高兴地写下了《湖南自修大学介绍与说明》一文为之鼓吹：“合吾国书院与西洋研究所之长而活用之，其诸可以为各省新设大学之模范者与？”[9] 对西方大学理念的移植与中国高等教育主流传统和非主流传统的排斥、融合，在“五四”新文化时期特定的环境中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制定颁布了《大学组织法》和《专科学校组织法》。其中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分别为“大学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专科学校应遵照……国民政府公布之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以教授应用科学养成技术人才。”在20年之后的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的《大学法》和《专科学校法》，关于培养目标的表述，与20年前几乎完全一致。上述情况说明，在1912年至1949的近40年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是研究高深学术的学者和研习应用科学的技术人才这条主线一直贯穿其间。
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民国时期与清末比较，最大的变化是废除了反映封建传统文化的科目，增加了体现西方文化精神的大量新学科，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如此，在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方面更是如此。据统计，民国初年《大学规程》中所开列的课程科目总数比清末《癸卯学制》所规定的多300多门；专科学校课程也比清末相应学堂科目增加了1-2倍。蔡元培主持下的北京大学20年代开设的课程中，有许多在欧美各著名大学中也是刚刚起步。在课程体系方面的另一显著变化是，从参照日本到直接借鉴西方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许多大学和专科学校的教材直接用西方大学的原版教材。似乎可以认为，在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方面，对西方高等教育的移植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出现了第二个高潮。直到30年代后期才陆续开始有中国学者自己编著的教材被冠以“大学丛书”的字样在各大学和专科学校采用，而且仍主要限于人文社科类学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之于政府法规文献的是1950年7 月政务院批准的《高等学校暂行规程》。其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的宗旨为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五章的规定，以理论与实际一致的教育方法，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的成就，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建设人才。”[10]在这里，除去头、尾两处有关政治方向的要求之外，核心内容是“培养具有高级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学和技术成就的建设人才”。与民国时期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相比较，政治上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这是十分自然的；应该说，作为高等教育的特点还是体现出来了，“高级建设人才”的提法也可以说涵盖了学术人才与专门技术人才。当然，由于特定的国际国内环境，所谓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等等，在刚刚取得政权的社会条件下，是不会受到关注的。相反，对大学中旧知识分子的改造很快就提上议事日程。在课程体系方面，特别强调了废除国民党政府开设的政治教育课程，代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著作为基础的新的课程体系。进一步发展的结果，则是全面地照搬苏联的课程体系。1955年有个统计，当时的浙江师范大学开设的153门课程中，有41门是以直接从苏联翻译过来的教科书为基础而设立的，另有79门课程所用教材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11]。可以说，在这一历史时期，对国外高等教育的移植在课程体系方面出现了第三个新高潮。
在1956至1957年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追求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风潮。知识分子们响应中国共产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于机械地照搬苏联模式，大学中专业设置过窄、高等教育中忽视社会科学以及把马列主义奉为教条等现象提出了激烈的批评。著名代表是北京大学的马寅初。这可以看作是中国高等教育非主流传统与移植而来的苏联高等教育模式（高度集中统一）的一次顽强对抗。众所周知，这次风潮的结果是以“反右斗争的全面胜利”而告终。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著名讲话中，提出了指导中国近30年的教育方针，即“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195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把毛泽东的讲话用政府法律的形式作了肯定：“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12]从此，这个方针成了中国所有教育机构，包括大、中、小学的办学宗旨。
19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简称《高教六十条》）颁布，对高等学校的培养目标作了前所未有的详细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培养目标是：具有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拥护共产党的领导，拥护社会主义，愿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为人民服务；通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著作的学习，和一定的生产劳动、实际工作的锻炼，逐步树立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劳动观点、群众观点、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掌握本专业所需要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实际技能，尽可能了解本专业范围内科学的新发展；具有健全的体魄。”[13]可以说，这是近代以来关于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字数最多的一次表述。应该说，较之1957年毛泽东的论述和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指示中的规定，培养目标更明确，对专业有一定的要求。考虑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转变。而且，也确实对实践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随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口号的提出，高等教育培养目标的泛政治化倾向愈演愈烈，直至“文革”十年，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变成了“反修、防修，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句空洞而抽象的政治标语。与此相适应，在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等方面，在大量突出政治学习、触及灵魂、思想改造的同时，专业知识被压缩至最少程度，大学变成了短训班。
1957至1977年的20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在培养目标、教育理念等方面所发生的变化， 同样可以从移植与传统的冲突中得到解释。 如果说1949至1956年的全盘苏化期间，我们所提出的高等教育培养目标仍然强调的是学术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是对民国以来形成的主线的继续，体现的是外来因素的移植，同时融合了传统的影响（政治方向、政治要求）；那么，后20年间则是传统对移植的激烈反抗并战胜之。在这里，所谓传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中国传统高等教育所积淀而成的根深蒂固的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培养政治人才的主流传统；二是指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环境中，在培养干部队伍中所形成的理念和方法。20年间，特殊的国际环境和国内环境使中国的高等教育关闭了与世界交往的大门，为传统的复归和高扬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和气候。1978年4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否定和抛弃了“文革”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目的，将现代化的实现确立为教育的主要目标。同年10月，教育部对1961年颁布的《高教六十条》略作修改，印发全国高校组织讨论，关于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完全是原来的表述。尽管如此，至少说明在改革开放的初期，注重专业知识的问题已被提到议事日程之上。1980年2月，全国人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规定对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的毕业生和科研人员经过严格考核，分别授予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其目的是为了促进科学专门人才的成长，促进各门学科学术水平的提高和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1985年5月， 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的重大任务。”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第一次如此明确地把高等教育的任务归结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学技术文化。这次会议的另一项与高等教育理念有关的重大决定是，明确提出要扩大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对高等学校“统的过多的管理体制”，使高等学校具有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积极性和能力。”[14]尽管在实际实施过程中高等学校所获得的自主权远未达到文件中所给予的自由度，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决定》给予了我国高等学校建国以来从未有过的自主权。此外，《决定》还强调高等学校是教学、科研中心，而不是像苏联模式那样，要么负责教学，要么负责专业培训；强调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强调提高教学质量，开展教学改革试验，改变专业过窄的状况，增加选修课，实行学分制和双学位制等等，努力借鉴和移植先进国家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
进入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体制的转变，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94年7月， 国务院颁发《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实施意见》，提出要进一步发挥高等学校在国家科学技术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实施“211”工程，面向21世纪， 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高等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1998年8月，全国人大制定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教育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等学校应当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民主管理”，突出强调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办学自主权。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制定颁布的第一部高等教育法，它全面肯定了改革开放20年来我们在高等教育办学理念、培养目标、管理体制等方面所取得的共识。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要求的不断高涨，西方发达国家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念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并转化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中国高等教育面向社会精英阶层的传统正在成为历史。可以说，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在经历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曲折之后，终于有了明确的、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同步的理念、目标与方向。
目前，我国的学历教育主要是由普通全日制高等学校进行，这主要包括：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实施。科学研究机构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承担研究生教育的任务。社会力量举办的高等学校，具备国家规定办学条件，通过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的批准，可以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另外，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批准，普通高校举办一些函授班、夜大学也可以实施高等学历教育。公民通过国家规定的考试，达到相应标准，才能取得接受高等学历教育的资格。
高等学历教育分为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这三个层次的高等学历教育在招生对象、培养目标、修业年限、学业标准等方面各有不同。根据高等教育法规定，高等学历教育应当符合的学业标准是：专科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专业必备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的基本技能和初步能力；本科教育应当使学生系统地掌握本学科、专业必需的基础理论、基本知识，掌握本专业必要的基本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研究工作的初步能力；硕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相应的技能、方法和相关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博士研究生教育应当使学生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技能和方法，具有独立从事本学科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际工作的能力。
中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Problem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olutions
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管理过程中普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的问题。近年来，一向在人们心目中远离是非纷扰之地的圣洁的象牙塔--高校也频频被学生推上行政诉讼的被告席。高校被学生起诉，一方面反映了我们正处在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人们的权利意识得到了普遍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包括莘莘学子们都在"认真地对待权利"并"为权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管理过程存在的问题确实十分严重。
Currently,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prevalent some problems to solve an outstanding problem. In recent years, has been away from the eyes of people in non dispute to the sanctity of the ivory tower -- College students also frequently onto the administrative proceedings the dock. College students have been indicted, on the one hand, reflects, we are in a "to the right of times." awareness of rights to be universal, and increasing numbers of people, including students who are "seriously treat the right" and "the struggle for the rights," other hand, it also reflects the current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is really a very serious problem.
一、目前高等教育管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The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in the major outstanding issues in the following four aspects :
1、招生方面
受教育权与平等权是我国宪法所明文确认的我国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但由于历史的及其它的种种原因，这两项基本权利在我国高等教育招生中往往并未得到完整的贯彻。
1, Enrollment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nd equal rights is explicitly recognized by the Constitution of our citizens enjoy basic rights. However, because of historical and other reasons, These fundamental rights of higher education enrollment in China is often not been carried out in its entirety.
2、对学生管理、尤其是在处分学生方面
2, Student management, particularly in the punishment of students
高校往往仅依据学校内部的一纸超越甚至违反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管理规定，就剥夺了受处分学生享有的受《宪法》保护的受教育权，这种处分的合宪性实在值得怀疑。 另外，高校在管理过程中往往还缺乏程序观念。
Universities often only on the basis of an internal school paper or even beyond our existing laws violate provisions of the regulations deprived students have been disciplined by the "Constitution" to protect the right to education, this action is the constitutionality is questionable. In additio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management process is often a lack of ideas.
3、学术管理问题
3, Academic management issues
目前一些高校制定的学术管理的规定本身往往从实体上或程序上却是不合法、不合理、荒谬及不近人情的。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develop academic management often requires its own entity or a procedure is not illegal, unreasonable, absurd and unreasonable.
4、对教师的管理问题
4,The teacher's management problems
在高校对教师的管理问题中，容易发生冲突之处主要表现在职称评定、人事流动两个问题上。
College teachers in the management, conflict-prone lies mainly in the Title performance evaluation, personnel movement on the two issues.
二、解决问题的对策
2, Problem-solving measures
1、必须加强高等教育自身的及有关高等教育方面法学理论的研究，加快高等教育立法以及及时清理不适应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管理类法律、法规的步伐，解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无法可依和法律、法规严重落后于时代发展要求的现状。
1.The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own higher education and tertiary education in the legal theory of the research, accelerate higher education legislation and timely liquidation not suit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era of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laws, regulations, the pace solve our higher education and no legal basis for laws and regulations are lagging seriously behi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imes of the status quo.
2、高等教育要与时俱进，锐意改革。
2, The higher education to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and carrying out reform.
3、高校管理中，必须贯彻依法治校，尤其是依法律程序或合理程序治校的原则。
3,The college management, we must manage the school, especially on legal proceedings or reasonable procedures for administration of the school principle.
4、最后一点，必须强调的是，以上所有的这些措施都必须建立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高等教育的核心在于解决人的问题，关键是要培养人的健全的人格、开放的心态、创新的思维方式和掌握创新的手段。因此，必须大力转变高等教育的观念，进一步加强对高等教育的内涵、发展、规律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观念性问题的理论性研究，不断地更新教育观念。
4, The last point to be emphasized is that all of these measures must be based on a people-oriented basis. Higher education is the core of solving the problems, the key is to cultivate people's sound personality, an open mind, innovative ways of thinking and innovative means to grasp. Therefore, we must strive to change the concept of higher education to further enhance the content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law and th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in the conceptual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constantly update their concepts of education.
这样应该可以吧？我先找了资料，写出中文然后再翻过来的。字数太多的话你自己再缩一下。
浅见
1，学生缺乏独立的思考，源于体制的束缚，要彻底的解放思想
2，填鸭式的教育，扼杀了大学生的提问和想象力
3，学校开设的专业跟社会的需求严重脱节
4，学生的专业缺乏有效的引导，导致一时的热门专业，学生一窝蜂的报读，结果读出来人才过剩，导致自己很廉价，甚至找不到工作
5，学校完全以分数为主，缺乏对学生素质的培养，以及沟通，交际，通识的教育
6，教材更新过慢，目前社会高速发展，知识更新很快，可很多老师由于多年的执教，只会照本宣科，应付了事，导致知识陈旧，学生学掌握不到最新的技术和知识
7，大学行政氛围浓厚，很多教授为了拉项目，不惜把大部分时间弄来拉关系，请吃喝，回扣，送礼等
但愿能帮助你，这是我的一点看法，祝你好运，兔年如意，我一般晚上都在线的！
有自己的特点.在很多方面照外国的教育水平还差,但是随着国家对教育的投入不断加大,这会解决的.
教育体制还不健全.这才是我们国家教育差的根本.好在国家在一次次的会议中,还真是重视起了教育.
中国现在要从应试教育,改成素质教育.其实我认为更重要的应该改为创新教育,也就是如何让中国的教育体制能更好的培养出真正有创新能力的人才出来.这才是中国教育需要严重思考的问题.
否则,出来的不是人才,而是庸才,虽然可用,但是不能大用.
虽然现在中国不存在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但是很大程度上都说明了，很类似科举！ 现在的学生拼命的往大学校园里跻，考上了大学，所有的东西都好像摆在眼前，唾手可得! 却往往是相反的结果！
高校成堆，教师的教学水平低，更多的投资都是在学校的硬件上，国家每年都拨款支持教育，却……只是喂肥了教师！
中国目前的教育现状，我想用乱、差两个字还不能准确的形容，让我看，中国的教育已经走向了歧途，偏离了教育的目的，不但没有全面提高我们国民的素质，即使在科技的创新方面也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可以概括的说，中国目前的教育，还没有让国人达到满意的地步。
二、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
1、目前的教育体制
2、政府在财政方面的保证
3、社会方面的原因
4、政治体制造成的原因
三、解决的办法
1、首先在教育体制上改变
2、社会观念的变化
中国教育现状是怎么样的？存在什么样的问题？“教育改革”取得了些什么成绩？中国教育的未来是什么？中国思想文化的方向在哪里？
从“胎教”、“幼教”到“早教”，似乎孩子们已经就被有条件或无条件地捆绑在“教育”的马车上，从此以后，孩子们分秒必争地努力学习，从小学升中学，从中考到高考，不仅仅是孩子，连同大人父辈和教师们一起陷入一种最清楚而又难以逃避的困惑——努力读书，出人头地，升官发财，似乎就是隐藏在这种现象后面的源动力——而其它的一切都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说辞。
现状之一：人虽多，而才少。
知识的教育是人才的根本，是科技发展的基础。然而光有知识是不够的，要成为有能力的才人，还必须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心。我们的人才结构出现严重失衡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现代教育体制思想问题。因为我们的社会价值取向决定的教育价值取向，而我们的教育取向，就决定了我们的人才结构。如今我们关注的是把教育和将来的工作、生活、居住、收入以及名声等紧密联系在一起，都认为读了大学，而且是要上名牌大学才是好事，只在乎形式和结果，并不在乎现在的大学教育的实际效果是否理想——这就是嫡传于2000多年前的“升官发财”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不仅导致了中国人才结构的不平横，同时也误导学子们的道德价值取向，更是吏政腐败的根源！
请问当今的学者或官员，有几位有事业心或责任心？有的恐怕多是“名利心”吧！“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然也！
于是乎各类高校应市场需要雨后春笋般地纷纷成立，一时间中国大地遍地皆是大学生，然而这些大学生却依旧难以寻找工作，甚至不如高中生。
这就是商业化中国的必然结果，对于道德的学习或认可基本是否定的，必然是唯利是图，寡情薄义。
现状之二：投入低，成本高。
改革开放的30年，我国注重经济建设而忽视对教育的投入，特别是“211工程”以来，鼓励地方和民间办校，而那些政府学校和教育机构的人却通过“计划外”招生创造收入，试问有几个校长没有名车？再看有几个教育官员没有高级住宅？更有举办所谓的“贵族学校”，这就使得中国基础教育出现“良莠不齐”的混乱局面。
而中国要维持教育这个庞大的机构，需要的成本十分昂贵。表面上看教育没有被产业化，实际却被商业化了。这就是中国教育改革艰难结症所在。这和中国其它国有部门机构改革一样艰难和尾大不掉，因为涉及的范围和利益十分广泛而且里面猫腻甚多，这是中国政府无法正视的严重问题。因此“忽悠”的“改革”话题，早就烂在茅厕里面了。
教育资源分配严重失衡，教育经费的使用和分派存在不公平或不公正。农村教育与城市教育的差距可直接反映在农村教师的生存状况之上，教师是蜡烛，难道真要“蜡炬成灰泪始干”？教师是春蚕，难道真要“春蚕到死丝方尽”？教师是孺子牛，难道就只能吃草，却必须挤出来奶来？在这样“为人师表”的光辉之下，出现教师为了虚名而出卖自己或是为了利益而出卖灵魂的现象，难道只是教师个人的责任？为官当权不重视“教育”，这是为官者的耻辱，是当权者的罪恶，是历史的罪人。——口口声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重视“物质文明”的发展，而“忽悠”“精神文明”的建设，实际变成“追名逐利”或是出“政绩”的“官场作秀”罢了。
现状之三：“义务教育”的尴尬。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的立法精神，孩子们应当享受义务教育。可是这义务二字似乎只是落在孩子们家长身上的责任：为了孩子读好一点的学校，则必须缴纳借读费、捐资助校费或计划外招生等等费用。所谓就近入学，学校也可以推诿说学生已经收满了，想法帮忙是可以的，那得多交钱。对于普通百姓人家，这学校的差距是很大的，而学生们到底有多大的可选择性呢？
几乎每个学生都会面临择校的问题，上重点学校还是普通学校，上民办学校还是公办学校，一要看学生的成绩，更要看一个家庭的经济实力。相对而言，民办学校的收费较高，需要一个家庭有较好的经济条件，这个条件决定了对孩子教育的投入，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决定了孩子能享受什么样的教育资源。
高等学校虽不属于义务教育，但在现代科举制度之下，高校的招生意向仍在客观上影响或制约着义务教育的教学取向。从中考到高考，几乎都是盯着高校的培养人才目标而行动的。这也就是为何近年来考研究生或公务员的学生增多的原因了！
现状之四：高等学院增加，职业学校虚化。
随着地方政府的经济发展，各地地方高校迅速猛增，而那些之前是职业技术学校的一下变成了高校，似乎一夜之间，全社会都需要研究型或综合性的人才了，重乎虚名而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
教育的社会作用应当服务于现实社会生活，而当我们的经济改革发生巨大变革时，我们却缺少实际可用的人才。而学校依旧在传统的科举体制下实现“升学率”为唯一目的，并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学子来“交钱”就读。而实际对于普通学生来说，是没有选择余地的。而那些职业技术学校要么夭折，要么被地方政府收编，成为教育“变相产业化”的工具。有的地方政府干脆实行校长承包向私有化看齐，实行自负盈亏，还要规定上缴利润。学校商业化“腐败”也成为一种常见现象。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商业化的教育难道能为我们的国家和社会培养出跟多的人才？相反，不过是为了满足这么多孩子们渴望接受大学教育的需要或渴望罢了，对于家长们来说是了却一桩心愿，对于孩子们则是一种希望，而对于社会来说，则是培养了一大群拥有大学“文凭”的高中生而已。
现状之五：应试教育为主，素质教育为虚。
中学课程改革，表面上是“教育改革”，实际这只是教学内容的变化，实际依旧是陈腐的老路。我们并不希望能通过“课程改革试点”来“救赎”那些可怜的孩子，毕竟孩子们承载的是我们或国家社会的期待和希望。可是这一“考”的结果，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考定终身”。孩子心中压力不堪重负，家长心中忧戚苦不堪言。
对于学校来说，应试才是重点，至于素质教育，那是可有可无的，至于考试要求，也不过是走过场罢了。这种“功利性”的教育方式，将会产生出怎样的结果，恐怕这才是“社会道德沦丧”、“社会价值失落”的根源吧！那么腐败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因为在这样的环境下，试问有几个官员没有腐败？试问有几个百姓人家没有“贪心”？
这种教育下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大学生很多，但我们缺人才；我们有一些人才，但却没有理想和责任心；我们有一部分得力干将，可是却不知道追求什么。那么，我们又要发展什么呢？
素质教育，只是忽悠世人的幌子，内骨子里依旧和20年前一样。中央一群老者，无论如何也是煞费苦心，只是一味地求得内内外外一片和暖的“和谐”气息，这能是改革吗？实际却是借改革的名，左右逢源地平衡权力矛盾和利益罢了。如此求得的短暂平和，却由此种下“道德沦丧”的祸根，那么“腐败”就是一种自然了！
现状之六：我们在教什么？
当年文革否定我们的传统文化之后，在后来的30年来，我们注重的是西方传进来的科技知识，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介绍或解读则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的。对于思想文化的教育，如同中国人对于“性”的教育一样，缺乏或无知。
先前媒体娱乐界的引导，直接从西方文化娱乐的层面对学生和社会造成巨大的冲击和震撼，对于热衷于“名利”的中国人来说，那个时期，很有些人都想成为“影视歌星”。而一度出现的各式“超男超女”更是方兴未艾，更多的已经颠覆了人们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
于是一个猛然的警醒，才发现先前那些苦苦叫喊的余秋雨、贾平凹等是多么难得和可笑，而后又发现张爱玲居然那么有滋有味，发现易中天、于丹和钱文忠这样一批所谓的文化红人又是多么的可爱可亲。作为媒体转向这方面的报道，是值得高兴一下的，但这只不过是媒体的一种商业行为，“中国四大名著”可以被一群文化贩子翻来覆去反反复复地“拍戏”，能翻出传统的孔夫子、老子、庄子等，也不足为怪！
为怪的倒是我们的教育内容中，这样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介绍或分析是多么的可怜！这也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迷失的根本原因吧！因为当我们的孩子都能学会反思的时候，孩子们还会“听话”地去走那条早就铺好的所谓“仕途经济”之路么？
现状之七：校长推荐，抱薪救火。
“校长实名推荐制”，这是中国高考制度的新视点。其实稍微一分析就知道，这种推荐仍旧有一些前提，只是可以降一定的分数优惠，仍需要参加高考。如此的结果，对于那些“偏才”仍旧是痛苦的事情，而对于那些有优惠条件的学生，相反就可能成为校长腐败的目标。校长腐败，并非个例，在现实中，校长是十分富有的属于权贵阶层的。
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是大众化的教育，对于偏才，毕竟是少数，因此这个“校长实名推荐制”仅仅是想打破“唯分数论”而采取的“无用之举”，相反更是抱薪救火，成为中国教育问题欲盖弥彰的把柄。
现状之八：学生犯错，教师尴尬。
教育部下发《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中第十六条规定：“班主任在日常教育教学管理中，有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的权利。”
本人以为这样的规定本身就是多余的。因为教师的职责不仅仅是传道解惑，更是教书育人，不然这个为人师表如何为？只是教知识，现在电子技术越来越发达，这样的教师是可以走人的。所谓“诲人不倦”，这是教师的责任和义务。鉴于现实社会风气的变化，一些教师或学生或都学坏了，因此生出许多问题来，学生欺负老师，老师欺辱学生，虽也常见，但还是少数的。相反，必要的思想情操教育和批评教育，这也是学生心理素质成长的必要过程。当然，作为教师，心理教育和思想和教育的素质能力也是必要的，否则就不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现状之九：教育是不公平的。
中国法律规定：公民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然而现实是不平等的。
我们的视角房源一些，进入偏远的山区，那里的孩子们除了教学环境很是简陋以外，教学设施更是稀少，而且山里的孩子们有的衣着依旧褴褛，有的一天依旧保持着吃早晚两餐；再看看城市的近郊，那些农民工的孩子们借读的学校，那是昔年陈旧简陋的校舍，教师更换频繁，学校随时都可能关闭；最后回到城市里，学校被分成全国重点、地方重点和普通学校，还有职业中校，而好的学校里，按学习升学或入学成绩分成竞赛班、实验班、重点班和普通班，而学费就往往按此缴纳，而那些成绩较差的学生缴纳了昂贵的学费之后，享受的却是最低等级的劣质教育。再看看地域差别，生长在北京、天津的孩子，与地方小县城的孩子，命运自是差别巨大；而生长在沿海开放地区的孩子与生长在内地山野的孩子，哪里有可比性？
这些不公平，随着社会经济差别的越来越大，将会表现更加明显。当教育与官帽、职称、工资等等联系在一起时，教育总是躲在冷漠陈腐的黑板后面，不见一丝血痕。
综上所述，中国的教育问题中最严重的问题表现如下：教育商业化；师生金钱化；外语强制化；学习寒窗化；道德沦丧化；学校行政化；高考应试化；文凭腐败化等等。而这些问题的关键还是思想文化的缺失。
在我们谈到高等教育发展的现状和成绩的同时，我们还应该看到，在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
（一）我们虽然取得了成绩，但是，现在形势的发展，特别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建设和谐社会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这些更高的要求，我们还不适应。
（二）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困扰着我们。去年我国高等教育的经费总额大概是1800多个亿，现在对相当多的地方院校来说，主要经费来源已经不是国家的财政性投入，而是收费。有的学校甚至收费占到了总经费的百分之七八十，而我们的收费在学校看来还是比较低的，但是，社会上对收费问题已经提出了比较强烈的疑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再进一步大幅提高收费。现在许多学校已经陷入了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据了解，教育部的学校在经费问题上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教育部所管理的学校去年年底贷款余额已经超过了200亿，其中个别怪物般庞大的大学贷款余额超过了30亿，每年光还利息就要将近两个亿，这个数字相当于国家每年给它的拨款。在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江苏省，它的财政状况还是比较好的，但是江苏全省的高校贷款余额也超过了100个亿，这个问题非常突出，致使我们有些大学大楼盖起来了，但是内部的教学仪器空空荡荡，不能够满足需要。刚才参观外事学院，我看到设备还是非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