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超级红娘”的相亲法则

武汉八旬夫妇做63年义务"红娘" 成了1680对

接待日当天，兰毓云帮家长现场配对。

一百多本相亲资料，有的已经泛黄。

接待日，在“陈兰工作室”排队等候的家长。

根据登记信息，兰毓云将单身男女按所在区域分类。

陈轶伦在表格上的标记。五角星套圆圈代表综合条件最好。

坐在一张二手写字台前，把头埋进一摞摞厚厚的、页脚卷起的册子，穿过耷拉在鼻梁上的粉色金属框老花镜，兰毓云的目光在一列列表格上游移。她81岁了，视力老去，有时得借用放大镜。她严厉，语速缓慢，字字铿锵。一群人围着她。

往南十米的另一个房间，85岁的老伴陈轶伦坐在圆桌前，被另一群人围着。

这是位于武汉四十五中后的一栋老旧房子，一楼，常年阴暗，防盗网上挂着招牌“陈兰工作室”。50平方米的空间，被两个沙发、三张桌子、26把椅子塞得满满当当。每周二四六，来自武汉三镇、江城南北的男男女女都会涌到这里，把房间塞成沙丁鱼罐头。

他们是来相亲的，用武汉话说，找朋友。

兰毓云和陈轶伦早就声名在外。早些年，媒体给了他们一串封号“超级红娘”、“武汉第一红娘”。这是老两口这辈子最骄傲的事，每次提起，老太太的眼睛总弯成两个月牙，“说明我是全国最牛的”。

从1954年撮合第一对情侣算起，他们已经义务当了63年红娘。据称，已经有1680对结成连理。

家长的战争

每周三天接待日，周六人最多。屋子分为南北两个工作区，中间是等候区，被围个水泄不通。老两口定下规矩，每天只发20个号，叫号配对，但每次都超过这个数。

排上号的，排不上的，都坐在等待区。这里热闹得像个菜市场。大家吵吵嚷嚷，又各怀心事。

5月13日上午9点多，一位60岁的老太太显然来晚了，一进门，掏出卫生纸，擦了一把汗，纸屑黏在汗津津的脖子上。一屁股坐在沙发上，扶了扶眼镜，一脸茫然，“没号了？”

身后跟着一个皮肤黝黑的男人，五十来岁，是她弟弟，两人一个要给在医院上班的儿子相亲，一个要给1992年出生的姑娘找对象。

旁边的家长一听，“1992年的，着什么急？”

“1992年都25了！”

这还年轻啊，坐在旁边的老曹有点心酸。从他60岁退休那年开始，人生就一个目标——帮儿子找对象。每到周末，他穿梭于婚介所、各大公园的相亲会，跑了十年，也没给儿子张罗到对象。他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我儿子很优秀啊！1975年的，在武汉音乐学院当老师，长得还行啊。”

照片上的中年男人，穿着西装，戴一副眼镜，模样还算周正。

“75年的，人家伢都十几岁了。”人群里冒出一个声音。

老曹觉得心口被扎了一刀，摸摸已经花白的头发，几乎要哭出来。

陈明在旁边听着，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她自认为是个开明的妈妈。女儿30岁之前，她都不着急，但今年春节一过，女儿30岁，“感觉完全不同了”——她说不清不同在哪里，可能担心女儿成了高龄产妇，也可能害怕周围的风言风语。

她最怕别人问，你姑娘什么时候结婚？前面30年，女儿优秀，花了7年考上了公务员，一直是家里的骄傲，从没想过她会嫁不出去。

每回参加婚礼，看到别人家的女儿披上婚纱，陈明顿觉心酸——我女儿什么时候有这一天？谁来娶我的女儿？

74岁的老李一进门就冲到陈轶伦面前：“你帮我（给对方）打个电话吧，说我女儿5天后就走，要见面就现在见！”

去年11月，陈轶伦给老李在日本工作的女儿介绍了一个男孩。这半年多，没一点进展。

没隔几秒，老李觉得，5天还是太长了，“你说3天后就走！”

挂了电话，老李泄了气——对方根本没意思。这次死心了，从头再来。只是，女儿已经38岁了！

两张表格相爱

“你记一下，16本82页。”兰毓云对面前的一位母亲说，这是她给这个母亲的女儿配对的男孩，16-82是男孩的代号。

兰毓云身材矮小，几次腰椎手术之后，背也佝偻了。穿过人群，远远看去，她隐没在案头的一摞摞资料里。左手边的书架上，摆放着超过120本单身男女的资料。全是手写的，她不愿意把材料做成电子版，“会被别人看到”——这些资料是她的宝贝。每次配对只能通过简单的分类和头脑中的记忆搜索，缓慢低效。

男男女女被分为七大类——大男、大女、小男、小女、男再婚和女再婚，以及外国外地。27岁为界，以上就是大男大女。理由是，人25岁就会衰老，她还宽限了两年。

翻开资料册，两个16.8cm乘以11.4cm的表格上下排列，塞满了每张A4纸。

这像是一个极度精密的游标卡尺——在表格中，你会看到单身男女的出生年月、身高等基本信息，对方的月薪、住房条件、是否贷款等物质条件，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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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八旬夫妇做63年义务"红娘" 成了1680对